鄧聿文：工業明膠“毒”出政績考核弊端
馬克思曾說過一句經典的話：“如果能獲得300%的利潤，資本家就敢冒被殺頭的危險。”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固然希望企業和資本講道德，但是，既然資本家為暴利都敢冒被殺頭的危險，在利潤面前，道德也就不過是利潤的“婢女”。因此，要使企業和資本講道德，作為公權力的監管部門的嚴厲監督就必不可少，包括對敢以身試法者 “殺無赦”，看看他們是否真有勇氣不怕殺頭。
以此來看，若不時曝出各種駭人聽聞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就不能僅把責任歸咎于無良企業，而更應該反思監管部門的責任——正是因為監管不嚴、甚至不作為，才使得企業敢膽大包天，去做各種違背職業倫理乃至法律、危害人們健康甚至生命的勾當。早在2004年就已經被曝光的阜城縣，8年之后再次出現同樣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悲的是，阜城縣的副縣長竟然在記者面前大談政府在過去幾年里是如何采取措施治理生產廠家的；并把監管難的責任歸咎于這個行業投資小、門檻低、工藝簡單，以及一些不法商人、不法經營者的見利忘義。
副縣長的“表功”，概而言之，不過是說明當地政府采取的監管措施，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在筆者看來，阜城地方政府監管不到位的真實原因，是因為當地成為工業明膠生產的全國四大基地之一。這對地方政府及官員來說，是多么誘人的政績蛋糕。
固然，從食品藥品監管體制來看，我們的監管存在“無利不跑”、“腳軟難跑”等問題。現行的“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模式，易造成監管真空，責任認定的模糊以及由此而來的責任推脫等；另外，監管者因經費福利的問題存在以罰代管現象，當違法企業成為其“衣食父母”時，是不可能有效監管的。但在“毒膠囊”事件上，筆者傾向于認為，造成監管真空更本質的因素，是所謂的工業明膠在當地經濟的支柱地位。假如阜城不是全國四大工業明膠的生產基地之一，很難想象，在前次事發后的8年時間里，監管部門會不知道企業用皮革廢料生產的明膠被用于藥廠。畢竟阜城是一個小城市，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在如此長時間里不被人發現。
然而，在明膠成為當地可以夸耀于全國的產業后，事情的性質就起了變化。政府和官員都希望把它做大，因為當地GDP的增長、財政收入、政府政績的排名乃至領導的升遷都要靠它。對于企業的違法行為，也就睜只眼閉只眼，從制度上放松監管的要求。
其實，地方政府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喻。對于一個經濟欠發達的發展型政府來說，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等始終是政府優先關心和考慮的事項。當然，這樣也就使政府的職能和行為發生扭曲，從而對食品藥品的監管產生兩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在問題出現前，地方政府基于穩定稅源的考慮，往往會優先選擇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干預正常的監管，使得監管流于形式；二是在問題出現后，又出于保護產業的考慮，對問題企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盡量不使企業和產業傷筋動骨。特別對于一些帶有行業普遍性的質量安全問題，由于在處罰廠商與保護產業之間存在著矛盾，從避免整個行業可能遭受的重創出發，無論是監管部門還是地方政府，都傾向于保住企業。很多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都是這樣的。它產生的一個消極后果，就是給企業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即出了事故后，政府都會給以保護，從而無形中放松了自我監管的要求。
但是，一再發生的食品藥品等人命關天的安全事故，提醒我們再不能抱著如此思路解決問題了。否則，勢必會引起惡性循環，對政府信譽的耗損也越嚴重。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必須改變此種狀況，對問題廠商、問題產品要有嚴懲不貸之決心，哪怕因此從頭再來，哪怕因此減少財政收入。這就不僅需要政府在平衡和把握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產業保護與身體健康、食品安全、人的生命權之間的關系方面，有一個大的原則性意見與普世規范；而且要改造我們的政績考核方式及重構監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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