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業調整、轉移下的深圳“陣痛”：低端企業訂單銳減，工人收入銳降，搬遷去內地成本太高，且遠離市場和配套鏈條。

　　曹兵，湖北人，44歲，深圳流水線上的一名操作工，天生一副笑臉，但是月薪從4000元(人民幣，下同)到2800元的心理落差，讓他眉頭緊蹙，平添幾分愁苦之色。

　　在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各個因素的壓力下，企業的利潤日漸微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深圳的一些工業園區走訪下來，發現不少企業的工人實際薪水比去年有所下滑。

　　為了留住工人，部分企業已經調高底薪。但對于人力成本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利潤微薄的代加工企業，很多則繼續選擇撤離到周邊和二三線城市，外遷的趨勢正在加速。

　　工人的賬本

　　曹兵在深圳寶安區福永鎮一家做電池的工廠看守生產線和裝卸鋼帶。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之前在老家一家紡織廠做了20多年。

　　去年，聽說在這家工廠干活，底薪雖然只有1500元，但加班加點是常態，每月綜合下來能拿4000多元的大有人在。這讓每月在紡織廠拿2200元的他心動。

　　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來到該廠之后，工廠效益急劇下滑，4000多元的盛況已經不再。

　　“去年很多長期固定的單子，今年都取消了，以前不接的爛單子也開始接了。”曹兵告訴本報記者。他口中的爛單子是指那種下得急要得也急的訂單，通常會讓生產部門措手不及，難以安排。

　　為避免人員流失，曹兵所在的工廠不敢經常停工，而是延長訂單生產周期，十幾臺機器只開一半，讓稀少的訂單維持工廠運轉。除此之外，工人的底薪也上調了100元。

　　但這顯然與曹兵的期盼相去甚遠。曹兵給記者算起在深圳和老家支出的差距：在深圳，每天早餐2元河粉，中晚餐各6~10元的兩素一葷快餐，一月下來吃飯要花400~700元，工廠雖提供免費住宿，但曹兵和妻子在外租了一間農民房，夫妻二人分別負擔房租200元，加上電話費等其他開銷，一月下來1500元左右。

　　曹兵已經連續半年都無加班機會，每日工作8小時，每月拿到的工資在2800元左右，扣除開銷之后一月能結余1300元。而在老家的紡織廠上班，住的是自家的房子，飯也在家做，一月下來結余的錢也有1300元。

　　曹兵空余時間就在該工業園內打探哪家工廠的待遇高，但一番打聽下來，發現今年效益都不好。

　　企業的賬本

　　日子難熬的不止這一家。距離福永鎮不遠的松崗鎮，一家做PCB代加工工廠的制造部經理感嘆，5~7月本來就是行業淡季，現在又兩頭受氣，一頭是原材料采購價還在往上漲，一頭是代加工的港臺企業壓價，工廠雖然只有六七十號人，但也快撐不下去了。

　　福永鎮一家生產手機周邊產品的老板周明(化名)告訴記者，有些勞動密集型高的企業人力成本已經占到60%了，加上原材料成本，工廠的利潤所剩無幾，每給工人增加一分薪水，都在刺痛老板的神經。

　　周明的工廠人力成本占總支出雖僅有15%，但已比去年高了不少。

　　他們今年的訂單量還算穩定，200名工人每月加班時間仍有100個小時，今年底薪上調了100元，加班費每小時上漲了2元，每人每月一共能多拿300元。但對于周明而言，每月人工支出多了6萬元。這削減了周明不高的利潤點數。工廠占地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金19元，加上水電費每月開銷11萬，占總成本的7%。而原材料成本占比則高達70%以上，利潤空間只剩不到8%。

　　2008年，周明的工廠剛開辦時，每名工人的月薪在1800元左右，現在則達到3000元，5年間上漲的幅度近70%。若以200人來計算的話，現在一年要多支付近300萬元。

　　周明的一個朋友6月份已經搬到東莞了。除了內地企業，大量港臺企業也在迅速搬離。根據廣東省要求，2012年底對“三來一補”企業完成轉型，企業不再享受稅收政策優惠。由于政策優惠的喪失，今年部分港臺企業面臨倒閉或搬遷，工人薪水或被拖欠，或被大幅壓縮，勞資糾紛不斷。

　　周明認為，管理成本高于內地企業，也是港臺企業撐不下去的一個原因。“管理層多來自于港臺，工資是內地員工的1.5~2倍。管理人員數量也遠多于內地企業。”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一位權威人士解釋道，港臺企業公司制度比較健全，管理人員配備多，分別負責不同的項目，不像內地企業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財務采購一肩挑，很多甚至是夫妻檔，分工不明確。

　　外遷之痛

　　從2010年開始，全球最大手機代工企業富士康大舉從深圳內遷，轉至湖南衡陽等地。

　　上述權威人士表示：“相比于大型企業或工廠，中小工廠的搬遷并非是戰略規劃方面的考慮，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補充道，作為電子行業的集中地，深圳有3萬~5萬家電子元器件和電子設備制造商，其中七成為中小型企業。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廠已經搬到外地。

　　在松崗鎮，廠房轉租的紅色廣告標語到處可見，舊的標語顏色尚未褪去，新的標語又已貼上。

　　周明是福建人，為縮減人工成本，他曾經動過舉廠搬回老家的念頭，但是由于供應商在深圳周邊，出口也方便，最終還是放棄了。

　　生產基地在龍華新區的一家大型企業副總許信忠說，雖然企業搬回二三線城市會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政策優勢，招聘難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產業鏈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設施跟不上。

　　但是，對于100人以下的工廠，即便他們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設施，二三線城市也不是他們的歸宿。許信忠說，工廠人數太少，難受當地重視，享受不到政策優惠。他們要么直接關門倒閉，要么轉行。

　　缺少實力去支撐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廠難以搬遷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人士補充道，100人的工廠甚至達不到小型企業的標準，只比微型企業高一點，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廠才會考慮外遷。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電子工廠小老板稱，他是早早在當地低價買了一塊地皮，無高昂的租金之憂加上銷售渠道穩定，才決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遷過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對未來的期盼。他像螞蟻搬家一樣，幾十臺沉重的設備和幾噸的原材料，拉了幾十車，才把工廠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裝設備和組裝調試，費時整整一個月，花費了近20萬元的顯性成本和不可見的隱性成本，才安頓下來。

　　各顯神通

　　隨著工廠的搬遷， 外界一直在擔憂深圳可能會出現制造業空心化的趨勢，進而影響關聯的產業。

　　出租車師傅崔啟寧住在福永鎮，常在附近轉悠拉客。雖在酷暑之中，他已經感受到了工廠搬離帶給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戶來拜訪工廠，打車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飯時。但今年，打車的人數已經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許信忠對是否出現空心化持樂觀態度。“不必太過擔心，畢竟大環境和綜合優勢在這，會吸引更多優質的企業，未來留在深圳的企業必須要有核心的競爭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進行第四輪的產業調整，不僅僅是深圳，中國整個沿海的制造業都在搬遷。要素價格的全面提升，會換來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進而換來高附加值的產業。

　　在身邊工廠不斷搬離的情況下，周明已經意識到了將來的危機，一有空閑就參加各種收費高昂的培訓班，學習企業內部管理以壯大企業。

　　對于價格壓得太低的訂單，周明外發給湖北等偏遠地區的工廠代加工，“那邊銷售渠道不暢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廠還是非常愿意接這樣的訂單的。”周明說。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一些工廠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記者在福永鎮走訪時，有多名工人表示，該鎮的工業園及深圳其他區域的一些小工廠周末通過招聘臨時工的方式來減低成本。

　　曹兵抱怨說，他所在的電鍍車間環境太差，沒有安裝空調或風扇。在深圳已經連續多日30多攝氏度高溫下，一走進車間，汗水就細細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壓力下，天氣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沒有加班的日子。即便周末去做臨時工，曹兵還是覺得工資太低了，他準備再干兩個月，情況若是不好轉就返回老家。

　　（王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