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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點成風“傭金”高達數百萬盜款猖狂印鑒證書可偽造

　　近期在湖北武漢開庭二審的系列存款被盜案中，主犯李志勇在2003到2009年間，以給中間拉款人及存款單位財務負責人高額好處費為誘餌，將存款單位資金“引存”到指定銀行，隨后對銀行工作人員進行拉攏腐蝕賄賂，內外勾結，采取私刻存款單位公章、銀行印鑒及更換客戶銀行預留印鑒卡，以及使用偽造的轉賬支票等手段，將存款單位存入銀行的資金轉入自己控制的賬戶，涉及數家銀行，總額超過5億元。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在這過程中，銀行“內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協助造假、盜劃的客戶經理和柜臺工作人員，又有為違法犯罪活動“開綠燈”“打掩護”的管理層人員，還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圍人員。這些“內鬼”收取幾萬、幾十萬乃至數百萬元的好處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和犯罪網絡。

　　高額傭金作餌 “灰金”網絡用錢開道

　　東風公司億元存款失蹤系列案的操盤手李志勇，深諳金融系統回扣文化，用錢開道，編織起一張涵蓋銀行工作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財務人員、社會資金掮客的灰色金融網絡，7年的時間盜用11家單位超5億元存款，形成了穩固的閉環利益鏈條。截至2010年1月案發，仍有1.89億元存款無法歸還。

　　銀行工作人員是網絡中的關鍵一環，他們充當李志勇團伙在銀行機構的“內應”，偷走印鑒，將存款轉出。在東風公司存款失蹤系列案件中，十多起存款失蹤案都是銀行內部人所為，他們監守自盜的動力是高額的好處費。在7年的時間里，李志勇發展了三個“盜款”通道，分別是工商銀行湖北分行香港路分理處、建設銀行湖北分行解放公園路支行和曜興支行、中信銀行武漢分行梨園支行。每個通道都有李志勇最核心的“內應”。

　　企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則是李志勇金融網絡中的“金主”，拿到巨額好處費的財務人員，變相地成為這個網絡的“保護傘”。以發生在2009年3月的武漢保利博高華公司案件為例，李志勇通過中間人許諾給該公司財務總監代小勇高額傭金后，代小勇在其指定銀行開戶并存款1.1億元，隨即李志勇通過銀行“內鬼”將錢全部轉走。不到一個月，公司會計發現這筆存款不翼而飛，“鬧了起來”，李志勇通過中間人找到代小勇，代小勇不僅沒有繼續追款，反倒“把會計叫了回去”。事后，代小勇獲得650萬元的好處費。

　　社會上的資金掮客則是李志勇金融網絡中的粘合劑，既能幫助李志勇找到金主，又能在網絡露出破綻時“補位”，化險為夷。這些資金掮客動用自身的關系，一般可獲得每個月2%的傭金，如果碰到危機公關，獲得的傭金更高。為李志勇聯系上武漢保利博高華公司的中間人劉峰，因為成功為李志勇引存1.1億元存款，又化解了危機，僅此業務就獲得傭金3541萬元。

　　銀行管理失控印鑒證書皆可偽造

　　調查發現，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并不復雜，但其猖狂程度令人震驚，從公司公章、銀行印鑒、存款證實書到對賬單，無一不敢偽造，甚至敢假冒銀行工作人員接待企業財務人員。在這過程中，銀行監管漏洞、管理混亂等弊病暴露無余。

　　手段一是偽造、調換印鑒卡。這是犯罪嫌疑人最普遍的作案手法，幾乎每一筆盜劃都離不開這一步驟。在2009年挪用東風公司社保中心1億元銀行存款案件中，李志勇通過資金掮客說服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將1億元存款轉至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并安排客戶經理潘曉翔上門辦理開戶手續。潘曉翔隨后將蓋有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預留印鑒卡交給李志勇，用私刻的印章偽造虛假開戶資料。此后，潘曉翔用假資料、假印鑒控制東風公司開戶、轉賬，輕松盜走1億元存款。

　　手段二是偽造存款證實書。2007年3月，李志勇購買了虛假的空白存款證實書、私刻了建行某支行公章及柜臺人員印章，在銀行“內鬼”協助下偽造了東風公司社保辦2000萬元的存款證實書。隨后，李志勇利用真實的存款證實書，在銀行工作人員和東風公司相關工作人員配合下通過了銀行的“核保”程序，并假冒東風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名，偽造了《擔保意向書》等資料，為自己的公司辦理質押貸款1800萬元。

　　手段三是假扮銀行工作人員。2009年初，李志勇挪用了武漢保利博高華公司在建設銀行的1.1億元巨額資金后，為掩蓋犯罪事實，李志勇伙同保利公司財務總監找借口將名義上還有9000萬元存款的銀行賬戶轉至工商銀行。根據保利公司財務人員梅園的證言，在工行某支行，“客戶經理”李志勇從柜臺出來，帶她到會計柜臺辦理了開戶手續。此后，李志勇為掩蓋工行賬戶并無實際存款的事實，又先后兩次假冒工行工作人員向保利公司提供了偽造的工行對賬單。

　　一位銀行資深業內人士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開戶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按照規定，任何非本銀行人員都不得在本行開展銀行相關活動，這應該是個紅線。在眾目睽睽之下冒充銀行工作人員幫企業開戶，顯然不是‘搞定’一兩個人就可以的，銀行風險管控之失效、內部管理之混亂可見一斑。”

　　潛規則變明規則利益輸送“心照不宣”

　　記者調查發現，腐敗作為一種傳染病進入金融領域，傳染性大、破壞力強，與銀行機構內部拼關系拉存款的文化一碰即和。可怕的是，一些銀行工作人員將拿傭金、收賄賂當成一種心照不宣的商業規則，毫無罪惡感。

　　兼職充當資金掮客，牽線搭橋，提取傭金，是銀行工作人員獲取灰色收入的重要渠道。一種情況是幫忙拉存款，籌集資金。在東風公司存款失蹤系列案中，除了一批敢于鋌而走險的銀行“內鬼”，還有不少銀行工作人員樂于充當外圍，收取中介費。他們在熟人圈子里面打打電話、拉拉關系，就可能得到幾萬至幾十萬不等的好處費。

　　據業內人士介紹，銀行還有一種隱蔽的掮客形式，即是與小貸公司等民間金融組織勾結，通過欺騙企業還貸的形式，幫小貸公司介紹客戶，讓企業陷入高利貸之中。湖北一家菜籽油加工企業老板介紹，有些企業因為銀行欺騙“續貸”，去借高息過橋資金，搞得資金鏈斷裂，面臨絕境。其實這背后是銀行內部人員給小貸公司介紹客源，“其中的利益輸送大家心知肚明。”

　　在放貸款時索賄是銀行業內另一個腐敗環節。多位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銀行貸款各種費用加到一起利率約10%左右，而民間借貸平均利率40%，到年底的時候甚至可以高到80%，這增加了銀行信貸人員的談判砝碼。在東風公司存款失蹤系列案中，2008年李志勇通過偽造存單，在工商銀行武漢硚口支行騙取了一筆7000萬元的質押貸款。貸款過程中，支行副行長、辦公室副主任、客戶經理、信貸員均接受了李志勇的好處費，其中支行副行長王彤兩次以丈夫炒股虧損為由暗示李志勇，獲得142萬元現金和一輛價值23.4萬元的小轎車。

　　加快利率市場化鏟除金融腐敗土壤

　　專家表示，東風公司存款失蹤系列案反映出來的利益輸送、內外勾結問題，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過去式。由于長期以來缺乏外部監督，銀行機構對于工作人員道德風險的管控仍然停留在組織教育、內部約束層面，并未找到好的堵漏辦法。

　　一方面現有的機制管不住銀行內部人員的道德風險。在東風存款失蹤系列案中，經營穩健、風控嚴密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都深陷其中，直到東風公司報警才揭開黑幕。據了解，案發半年前建設銀行江岸支行已經發現工作人員的違法犯罪行為，但支行負責人并未報警，只是讓相關人員停職，并想辦法將已是“空殼”的賬戶銷戶，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在存款利率管制、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我國銀行機構之間雖然競爭激烈，但競爭的還不完全是服務水平、風控水平和定價優勢，尤其在公司業務上往往靠拼關系、拼回扣，這種金融生態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在東風公司存款失蹤系列案中，存款被盜的國有企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往往接受了李志勇或其中間人的高額回扣，在各家銀行利息類似的情況下，回扣、人情關系是他們選擇存款銀行的首要考慮因素。

　　有專家判斷，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體制內外資金價格差居高不下，金融領域的腐敗將呈現高發、頻發態勢。建議在繼續加強銀行機構系統內部監管的基礎上，增加對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督，建立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競爭環境。

　　湖北社科院經濟學所所長葉學平則建議，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減少不透明的議價空間。他說，利率管制導致了資金市場的雙軌制，有價差肯定就有尋租空間，要鏟除金融領域的腐敗土壤，需要通過利率市場化，讓金融機構的競爭回歸正軌，把精力集中到主業當中。

　　多地存款失竊暴露銀行監管缺失

　　記者姚玉潔沈翀武漢報道

　　銀行存款“失蹤”案近期頻頻爆發，上市公司酒鬼酒、瀘州老窖先后公告稱數億元銀行存款“失蹤”，杭州聯合銀行42名儲戶被盜9500余萬元，武漢一連環案在7年內盜用銀行存款超5億元。《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系列銀行存款被盜案背后，都有銀行“內鬼”的身影，他們與犯罪分子里應外合，通過偽造金融票證、私刻存款單位銀行預留印鑒等非法手段輕松盜走存款。這充分暴露出銀行風險防控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和執行不嚴等問題。

　　內外勾結多地頻現存款被盜

　　銀行存款一直是公眾心目中“最安全”的代表，近期密集出現的存款“失蹤”引發各界對銀行信用的擔憂。記者調查發現，離奇的存款“失蹤”背后，“內鬼”作案的痕跡明顯，銀行工作人員與犯罪分子內外勾結，突破了銀行風控防線。

　　今年1月初，杭州聯合銀行42名儲戶被盜9505萬元盜竊案犯罪嫌疑人落網。據警方披露，犯罪嫌疑人邱某為化解資金危機，以高額提成請多名資金掮客引誘儲戶進行所謂“貼息”存款，杭州聯合銀行古蕩支行文二分理處主任祝某利用職務便利將儲戶的錢轉入邱某賬戶。監控顯示，每次都是由資金掮客將事先準備好的轉賬憑證交給在柜臺守候的祝某，由祝某進入轉賬界面讓儲戶輸入密碼。隨后，祝某將事先打印好的對賬單以及存折還給儲戶，待儲戶離開后祝某敲擊回車鍵轉賬將錢轉入邱某的賬戶。

　　近期在湖北武漢開庭二審的系列存款被盜案中，主犯李志勇以給中間拉款人及存款單位財務負責人高額好處費為誘餌，將存款單位資金“引存”到指定銀行，隨后對銀行工作人員進行拉攏腐蝕賄賂，內外勾結，將存款單位存入銀行的資金轉入自己控制的賬戶，總額超過5億元。在這過程中，銀行“內鬼”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有協助造假、盜劃的客戶經理和柜臺工作人員，又有為違法犯罪活動“開綠燈”“打掩護”的管理層人員，還有大量跟班跑腿的外圍人員。記者翻閱武漢市中院的一審判決書，發現僅穿針引線、跑腿跟班的“蠹蟲”就多達十數人。

　　在挪用武建富強公司銀行存款1000萬元、挪用凌鑫房地產公司銀行存款1990萬元的案件中，工商銀行武漢香港路分理處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晏曉的表現耐人尋味。他不僅提供了存款單位的開戶資料和印鑒卡，還在李志勇冒領存款單位密碼器時陪在旁邊，當偽造的印鑒沒有通過電子驗印掃描時，晏曉要求柜臺人工驗印。“他作為銀行行長，應該明白印鑒給我意味著什么。”李志勇后來在供述中說：“這一點他應該比我更明白，但是我們雙方都沒有把中間那層紙捅破，把話說明。也就是說他也知道(我)要把這些單位的錢從銀行搞出來自己用，但他仍然幫我的忙。”

　　默許縱容銀行風控形同虛設

　　系列存款失蹤案暴露出，我國銀行業在經營模式、風險防控、管理機制等方面長期存在深層次矛盾。

　　第一，“攬儲至上”的經營模式為存款詐騙埋下了風險之根，很多企業存款自被“引存”之日就踏上了被詐騙之途。

　　在酒鬼酒1億元存款盜失案中，酒鬼酒之所以愿意將資金存入并非其主打市場的杭州，一個重要原因是南京金亞尊酒業從中牽線為銀行攬儲。一位銀行業人士告訴記者，這暴露出銀行業高息攬存的潛規則，在部分地區，利息之外給予大額存款的費用高達2%至4%。還有一些銀行有貸款規模但沒存款，就要求貸款企業自己承擔成本去拉“協議存款”，業內稱為“買存款”。但武漢李志勇系列詐騙案件表明，有些定向“引存”從一開始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騙局。

　　第二，銀行相關制度執行不嚴，風險防控意識不強，給了犯罪分子上下其手的空間。

　　一位銀行監管部門人士對記者表示，銀行普遍將單位定期存款定性為低風險類業務，在業務辦理時通常存在放寬審核、違章操作、對賬不嚴等行為，為犯罪分子留下操作空間。例如在企業開戶環節違背了“當面辦、交本人、不轉手”的原則，導致開戶資料如印鑒卡、支付密碼等被掉包或泄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銀行業內人士說：“從防范風險的角度，銀行的很多崗位必須相互分離以防止道德風險，如果企業開戶、發起對賬等前后臺業務都可以由一個人完成，很容易上下其手違規操作，銀行內控防火墻也就形同虛設。”

　　杭州聯合銀行9500萬元存款被盜案就暴露出銀行在授權監督環節的問題，祝某利用同事間的信任，在交叉授權時柜員只對操作界面與單據進行簡單核對，但未對儲戶辦理的業務內容進行進一步詢問，導致祝某“一手遮天”。

　　第三，李志勇系列案件等暴露出，部分銀行存在一種“捂蓋子”的亞文化，一些人對違法違規行為“心照不宣”，認為只要不出事，或者不用我負責，就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2010年初，東風公司發現其在建行的1000萬元存款不翼而飛后立即報警。建行支行領導蔣某獲悉后，采取了一系列“捂蓋子”行為——要求李志勇還清存款并協調企業取消報警；要求責任人把已被挪用9000萬元的保利公司賬戶遷走，但既未報警也未向上級行報告。正是這種默許和縱容，使得李志勇得以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輾轉騰挪，盜用5億多元資金而未被發現。（記者沈翀姚玉潔武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