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審計署發布了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報告顯示，截至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67萬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34萬億元。如此地方政府債務共計17.9萬億。

　　在數據未公布之前，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引起各方猜測不斷，甚至有說法認為存在崩盤危機。雖然從公布的結果來看，風險仍在可控水平。

　　7 日，在北京舉行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金融學會共同舉辦的中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報告發布會和學術研討會上，地方債就成為了參會諸多機構和專家討論的中心議題，相關機構紛紛提出了對地方債的解決方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表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之中，因此需要大量的長期資金，而中國缺乏提供短資、提供債務資金的架構，這是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成為導致債務率上升的一個因素。再加上最近這幾年，中國政府的作用日益強大，而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是沖在第一線的，而同時地方政府又缺少資金，為了履行他們自己認為的職責，就必須籌集資金，而正規的金融體系和財政體系又沒有為他們籌集資金提供非常正常的渠道，于是地方融資平臺越來越多，所以就使得中國的地方債務顯 的非常的突出。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 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王一鳴表示， 地方負債過度會造成經濟系統的“亞健康”，“在一定程度上，特別在某些地區應該說是存在的”，現在有一些風險不是發債主體承擔的，這些風險會擴散，特別是像金融系統，這種風險的擴散和外延就會使整個經濟系統處在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因此，雖然地方債的風險應該說是可控的，但是，如果體系不調整的話，從中長期來看也具有不可持續性。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表示“中國的現實是一個差異很大，各種要素的搭配有各種各樣不同、不可比特點的樣本群”。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地方債應該堅持如何開好前門、關住后門”。賈康表示，財政部這幾年在推行以后讓他們自己發債，也就是說讓中央財政代理發行，但是“后來換了，他們是想讓這個事情做的比較順利一點，但是讓地方自己發債的趨向是非常清楚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高培勇認為，典型的數字就是目前中央財政支出的 70% 要作為轉移支付下發到地方，地方的 40% 到 50% 要依賴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在這個情況下，地方債表面上是財權、事權的能力的問題，但地方政府的收支的行為有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負責任：“只要一放松管束就要淘氣，能讓我借債我就借債，但是借債的時候沒有想真正的償還，只要是沒有想還，這樣的債當然是有危險的”。

　　因此，高培勇認為，在非獨立運行條件下的地方財政收支體系，它的舉債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事情 雖然表現在地方債的膨脹上，但是問題的根源卻存在于地方體系不健全而導致的。

　　與此同時，王一鳴也認為，一方面地方債的風險存在著低估，另外一方面有存在著高估，從低估來看，違約率很少，但是從財政制度安排來看，換一個財政的安排可能又高估了。所以，“就看你如何去看這個問題，造成這些制度性的根源。”

　　賈康認為，對于地方債的解決方案，“你說財政以后不做擔保了，這個要靠什么？要靠多重的審計監督、輿論監督起作用，特別是專業的制度體系里面可以利用起來的，一起來通過評級、通過交易可以實現的，使地方政府在陽光融資的道路上可以持續運行。（作者 蘇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