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祿接受129名同僚及樹下賄賂清單圖

　賄賂目的分布圖

　　賄賂目的與評價數額圖

　　任增祿，甘肅省平涼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曾擔任“煤都”華亭縣縣長、縣委書記。

　　在甘肅平涼以外，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華亭是一個陌生的地名。但在這塊西北的土地上，任增祿的倒臺引發一場政界地震。這位前縣委書記同案牽涉129名同僚和下屬，幾乎完整覆蓋了該縣縣委、縣政府各部門以及各鄉鎮政府機關，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交織出一張觸目驚心的腐敗網絡。

　　2013年6月18日，此案在甘肅省城一審宣判。蘭州市中級法院審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祿利用職務之便共收受賄賂款、物折合991萬余元，另有411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其中，129名華亭官員的名字被列入任增祿案判決書中，129筆賄賂主要涉及干部任命、人事調整、工作調動、職務升遷等，為廣義的“買官賣官”行為。任增祿因兩罪并罰，被處無期徒刑。

　　作為一名廳級干部，在“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聲浪中，任增祿并不起眼。

　　但主政者一人落馬，竟席卷全縣，任增祿案可視為揭示基層政治潛規則的絕佳樣本：縣級官場運作明碼標價走向“市場化”；縣委書記作為一把手所構筑的監管真空，令腐敗鏈條蔓延失常。

　　無獨有偶。2013年8月14日上午，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在合肥市中級法院受審。檢方指控其受賄109起，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038.9萬元、美元4.2萬元、購物卡6.4萬元以及價值3.5萬元手表一塊。其中65起賄賂來自當地黨政干部，多為蕭縣縣直機關的科局長和鄉鎮黨委書記、鎮長等人。在蕭縣任職九年間，毋保良收受的看望禮金、購物卡就達140余萬元。

　　不僅如此，蕭縣四大領導班子成員包括人大副主任、政協主席、副主席、常務副縣長等人也被指向毋保良行賄，理由是“為了與毋保良處好關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縱觀毋保良案、尤其是任增祿案，浮現出縣級官場表層下集體腐敗的現實，呈現“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共罪結構。而任增祿伏法后，129名行賄官員僅有4名被治罪，又令法律陷入法不責眾的尷尬境地。

　　縣域作為中國政治版圖的基礎單元，縣委書記則為國家執政之手足。細細剖析任增祿案所呈現的縣級政權困境，厘清腐敗的根源，明晰監督之缺失，方可祛除病灶，以為殷鑒。

　　一、縣委書記

　　華亭縣，位于甘肅省東部、陜甘寧交界處，是平涼市經濟最發達的縣城。倚賴其豐富的礦產資源，華亭的煤炭存儲量居于全省之冠，素有“煤都瓷鎮”之稱，是甘肅省內唯一進入中國西部百強縣(市)的縣份。

　　據最新的《平涼地區志》，華亭及其煤礦產業，始終占據平涼最顯眼的經濟位置。由煤炭開采主導的一系列煤化工業，構成華亭以至平涼在工業上的經濟支柱。而平涼的其他縣仍嚴重依靠農業、畜牧業等第一產業，經濟總體落后。

　　就在這本市志中，作為印前的輯補內容，任增祿的名字出現在平涼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表格中，恰巧擠進最后一行——自2002年平涼轉為地級市后，這個崗位一共產生過5位主任和10位副主任。十多年來，籍貫天水市秦安縣的任增祿，是少數任此職務的外市人。

　　在中國的公務員行政級別序列中，依照從高到低的官階排列，依次為國級、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以及鄉鎮科級。一般情況下，縣委書記相對應的行政級別為正處級，排在整個序列的中后。

　　但同樣是處級干部，縣委書記的權力和職責要遠遠大于一些行政機關內的處長——在整個國家政權運作的結構中，縣級政權上通省市、下領鄉鎮，雖然級別不高但具有完整的權力架構，因而它既是上傳下達的樞紐，也是整個政權的根基。

　　2009年7月，39歲的任增祿成為中國1600余位縣委書記之一。

　　技術官員

　　縱觀任增祿的履歷，仕途并不復雜：良好的教育背景、扎實的農口經歷，這名外市來的技術官員在平涼如魚得水。

　　1982年7月，作為高考恢復后的首批大學生，任增祿自甘肅農業大學農學專業畢業，被分配到莊浪縣農技中心。這一專業對口的大學生身份，在上世紀80年代的小縣城非常惹眼，這使得任增祿在八年時間內成為莊浪縣農牧局副局長。之后他又用三年時間，當上了莊浪縣的農委主任。

　　1995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抓緊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的通知》。為了充實領導干部梯隊的戰略部署，這次通知不僅強調了年輕干部的科學文化素養，還要求“是勝任本職工作的內行”，也明確要求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35歲左右的干部應有一定數量。乘著這一提干“東風”，任增祿在1997年升任莊浪縣副縣長。

　　在任增祿的履歷表中，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意味著他已經不再只是一名農口上的普通官員，而是在37歲進入了一個綜合性的領導崗位。這樣的直接晉升在基層并不多見，按照縣級官場升遷的一般路徑，從副局長到副縣長，中間往往要經過一次鄉鎮一把手的鍛煉。

　　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任增祿的仕途一片舒坦：2003年，他調任平涼市農牧局副局長、市農科所黨委書記、所長。2005年，中央開始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當年12月，被委以期待的任增祿來到華亭，出任中共華亭縣委副書記、代縣長(2006年1月扶正)。三年后，任增祿升為華亭縣委書記。

　　在華亭官場人士看來，任增祿更像是一個典型的技術干部：喜愛發表論文和演說，對農業產業化有自己的見解，認準的舉措就會豪邁推進。但由于缺乏類似鎮長、鎮黨委書記的鄉鎮鍛煉，也缺乏縣委、縣政府辦公室之類的崗位經歷，任增祿并不被視為那種具有個人號召力、能通過個人魅力使人信服的領導。

　　在基層政治語境中，這樣單條線成長起來的干部，往往被稱為“一根筋”：他們對于條線上的業務很熟悉，對于一些專業問題精通，但綜合能力上會有所欠缺，與此同時不擅平衡各類關系。

　　敏感案件

　　對任增祿案的查處起始于甘肅省紀委，最早的線索來自一份針對他個人的匿名舉報。從帶走調查至一審宣判，該案前后耗時僅一年，同案牽出的另四名經由司法程序處理的官員，也在短短半年內定讞。

　　五起案件由甘肅省紀委進行前期介入，隨后由甘肅省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進行偵查，之后案件被指定到平涼以外的基層檢法部門進行審查起訴和司法審判。這種偵查起訴的配合模式，決定了案情大部分的知情權仍緊握在省紀委和省檢察院手中。由于涉及百余名至今還在位的官員，這一案件背后的舉報內幕，這些辦案人員亦無法接觸到，就連判決本身在甘肅也被“低調處理”。不僅如此，起訴書中涉及行賄人官職的部分，在判決書中也被隱去。

　　“主要考慮是案件比較敏感，所以關于該案，現在統一的對外口徑都收回到紀委了?！比卧龅摪傅墓V人佟昌新說。在案件被低調處理的另一面，“效能風暴”行動自2012年起即在甘肅全省黨政機關內鋪開。2012年4月24日，在甘肅省第十二次黨代會上，省委書記王三運痛斥干部效能低下，并表示將掀起“效能風暴”并大力懲治腐敗。根據甘肅官方媒體報道，王三運當時在會上嗆聲：“一些領域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時有發生，特別是一些基層組織軟弱渙散?！?/p>

　　這次黨代會后，2012年6月4日，甘肅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省各級機關開展效能風暴行動的實施意見》；次日，甘肅省開展效能風暴行動協調推進小組又印發《關于2012年度開展效能風暴行動重點工作安排》。6月7日，甘肅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開展效能風暴行動視頻動員大會，對開展效能風暴行動的重點工作任務進行安排部署。當天下午，任增祿與平涼市的諸多領導一同，在平涼分會場收聽收看了電視會議。

　　這是任增祿的最后一次公開露面。會后兩三天，包括任增祿在內的所有涉案官員先后被紀委帶走調查。一名涉案官員家屬回憶，“6月8日那天，我老公被紀委帶走，第一次被紀委關了七天，之后就進入司法程序，再也沒有回來?！?/p>

　　“一般能匿名舉報成功，說明證據非常扎實，由此可見被舉報人本身的問題非常明顯，此外，舉報人對被舉報人十分熟悉。”一位業內人士對此評析。

　　在任增祿案的判決書中，法院認定的受賄罪事實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系任增祿為建筑工程承包商承攬工程，給企業經銷商謀取利益，這部分受賄事實共有16筆，涉及現金182.64萬元、銀行卡19萬元，以及價值11萬余元的金磚一塊；第二部分系任增祿在干部任命、人事調整、工作調動、職務升遷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這部分受賄事實共有129筆，涉及129名華亭縣內各部門以及鄉鎮干部，涉及現金769.13萬元、銀行卡5萬元，以及價值數萬的和田玉、金如意、金條等禮品。

　　令案件敏感的，正是判決書的第二部分。

　　二、共罪結構

　　一個小小縣域，共有129名官員向縣委書記行賄，為什么涉及那么多官員？他們的訴求是什么？他們有著怎樣的身份？行賄之后他們又得到了怎樣的回報？

　　行賄為“買官”

　　根據任增祿案司法材料，129名涉事官員的行賄目的主要分為：為其工作提供便利、為其職務調整提供幫助、為其職務升遷提供幫助、推薦副縣級后備干部、將其親戚安排到華亭縣城工作、提供招商引資關照這六大類。

　　官員們的賄賂目的，有單一、有多樣。其中絕大部分都與職務調動、升遷相關，占到總體賄賂事由的七成以上。

　　在上述六大類中，最多系當事人希望任增祿能為其職務升遷提供幫助，共有60人次，占總體近三分之一；其次系當事人希望任增祿能為其職務調整提供幫助，共有44人次，占到總體近五分之一；接下來依次為——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供招商引資關照、推薦副縣級后備干部，以及將其親戚安排到華亭縣城工作(見圖1)。

　　行賄目的與人事事項的緊密結合，背后原因在于縣一級的用人制度上。在縣級政府，按照“黨管干部”的大方針，縣長和縣委書記一般有著明確分工：前者負責經濟發展，后者主管組織人事。在組織用人上，縣委書記擁有極大的主導權，特別在推薦副縣級后備干部中，縣委書記的作用不可替代。這樣，許多干部為了升遷，會把賭注押在縣委書記一個人身上。

　　根據司法材料和公開資料，這些通過行賄訴求職位變動調整的干部，最后都實現了個人目的，在行賄時間段里均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調職與提拔。

　　以華亭縣硯峽鄉原黨委書記朱維忠為例，2006年春節前至2010年春節前，其向任增祿前后行賄11萬元——與此相對應，在此期間，他的職務也經歷了自華亭縣交通局局長(2008年)至硯峽鄉黨委委員、書記(2009年8月)至縣編委辦主任(2010年12月)再至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多次轉變。

　　又如華亭縣規劃局局長馬驥，在2006年春節前至2011年9月期間，曾先后向任增祿行賄7.8萬元。與此相對應， 2007年7月起，其職務從鄉調任農牧局黨委書記、局長，隨后歷任縣糧食局黨委書記(2009年11月)、縣糧食局黨總支書記(2010年8月)、縣規劃局局長(2011年4月)。

　　市場化價格

　　在這個賄賂樣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賄目的存在多樣性，比如他們的賄賂訴求同時包含希望能獲得工作便利，以及獲得職務升遷。這種情況，在總體中占到21起。

　　在行賄的129個官員中，行賄額最高的為48.2萬元，最低為2800元。其中前者來自華亭工業園區前黨委書記王愷昀。在華亭，由于該工業園區直屬省級，工業園區的一把手便屬于副縣級干部。調職到工業園區前，王愷昀已經在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這個科級位子上服務了三任領導，是任增祿突破了他的升遷瓶頸：2009年7月王愷昀被提拔至華亭工業園區主任、2010年12月其繼續得到提拔，擔任工業園區黨委書記一職。為了感謝任增祿在提拔升遷上的照顧，王愷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節前，先后向任增祿行賄48.2萬元。

　　最低的一筆行賄額則來自華亭縣檔案局局長甘毓芳，2008年春節前至2010年春節前，任增祿收受其賄賂2800元，為其提供工作便利。

　　雖然每名干部的行賄數額不同，但結合行賄目的分析可知，行賄事由與行賄數額之間存在相關性，縣級的政治賄賂呈現出“市場化”局面(見圖2)。

　　其中，以希望任增祿提供工作便利、幫助親戚安排工作的行賄額最低，平均數額為1.8425萬元與2.25萬元；以提供招商引資關照、推薦副縣級后備干部為最高，平均數額為9.7263萬元與8.2萬元。同類行賄的數額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市場價格”。

　　當行賄人一次行賄存在多個目的時，其對應的行賄數額也會水漲船高，吻合了“給多少錢，辦多少事”的潛規則。

　　從圖2可知，雖然希望讓任增祿推薦為副縣級后備干部的個數不多，但平均數額要大大高于普通科級崗位間的調職升遷，超出近2萬元。

　　所謂“副縣級后備干部”，并不是一個具體職務，它相當于組織部門在科級公務員中選拔副縣級干部時所確立的一個候選名單。依照《黨政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于考察人選的范圍，采取民主推薦、組織推薦等方式，最終由縣里的黨政領導班子產生與上報。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通過縣委會議來確定——會議上縣委書記會提出有關人選供大家討論和投票，但一般都只是走個流程，可以說決定權仍舊在書記的手中。

　　在華亭縣，副縣級的干部職位不僅包括縣委常委、縣政府的常務副縣長、人大副主任、政協副主席等“四大班子”的領導崗位，也包括安口鎮以及工業園區的領導崗位。對于華亭縣中的科級干部來說，進入這份名單，就意味著半只腳已經跨入了縣領導的序列，一旦有職務出現空缺，名單上的人就可以迅速獲得提拔。在縣級官場中，科級干部能升到副縣級或以上的實屬鳳毛麟角，大多數科級干部只能在同級崗位之間流動與周轉。這是基層干部政治生涯中的關鍵一步，也是升遷路中最難逾越的一道坎。

　　提拔到副縣一級的干部，也意味著進入省級組織部門的視野，因而就含金量而言，讓領導推薦為副縣級后備干部，分量遠遠超出一般的提拔調動。

　　在這種背靠背的官市中，雖然對于特定事項的行賄數額相對固定，但伴隨著時間有增長趨勢：在所有行賄樣本中，超過10萬元的共有25起，時間均在2010年之后。

　　行賄門徑

　　分析129起官員賄賂的時間特點，可知與任增祿的任職不同也有很大干系。

　　2005年12月，任增祿任職華亭縣委副書記、代縣長；次年1月，他正式當選為華亭縣長；2009年7月，任增祿出任華亭縣委書記；2011年11月19日，任增祿調至平涼市，任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如果以任增祿擔任縣長(代縣長)、縣委書記以及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為三個時間段，分別劃分成第一、第二、第三區間可以觀察到：大部分的賄賂橫跨于任增祿擔任縣長與縣委書記期間，自其擔任縣長始，至卸任書記終，只有極少數的賄賂發生在其調任平涼后。

　　這些賄賂行為的發生時間分布圖(見圖3)顯示：賄賂僅發生在第一區間的有14起，僅發生在第二區間的有20起，僅發生在第三區間的只有1起。而橫跨一、二區間的則有61起，橫跨二、三區間的有9起，橫跨一、二、三區間的有25起。

　　由此可知，賄賂的發生與任增祿的直接職權呈正關聯性。在縣級政府中，由于縣委書記在人事任免、資源調配上的實際權力高度集中，同時也存在一定的權力監管真空，在出任縣委書記后，賄賂發生的數量更加頻繁了。

　　任增祿上調平涼后，雖然從官階上是縣級升到副廳，但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權與縣委書記不可同日而語，與原來華亭官場的聯系也不緊密。另外，任在升遷平涼后時間不長即被調查，其接受的最后一筆賄賂發生在2012年4月，總體受賄數也因而較在華亭時少。

　　這也意味著，在基層政權中，腐敗不僅與官員的官階高低相關，更與職務的實際權力大小及權力受到制約的狀況正關聯。

　　此外，據《財經》記者統計，在2008年春節、2009年春節、2010年春節、2010年中秋、2011年春節，這五個時間點上出現了賄賂數量疊加的高峰：在129起賄賂中，覆蓋這五個時間點的賄賂均超過了90起。逢年過節期間的禮尚往來，成為了賄賂的便利平臺，也成了見怪不怪的縣級政治生態現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個賄賂高峰中，2011年春節尤其特別。在129起賄賂中，覆蓋這一時間點的賄賂達到了95起，在所有時間點中發生賄賂的頻率最高。究其原因，華亭縣不僅在2010年底提拔了一批科級干部，2011年3月也是公布副縣級后備干部重點考察人選的時機，對于任增祿本人而言，這也是他以縣委書記身份度過的最后一個春節。這些因素疊加，諸多筆金額巨大的賄賂都發生在這個春節——行賄人或感謝領導提拔，或想在領導離開華亭之前，最后再搏一把。

　　這點在蕭縣縣委書記毋保良一案中同有體現(參見輔文《縣官沉疴》)。

　　在任增祿案129名涉事的官員中，絕大多數是華亭本地的官員，占到110名。其余依次為平涼市官員14名，莊浪縣官員2名，靈臺、慶陽與崇信縣官員各1名(見圖4)?！敦斀洝酚浾咄ㄟ^調查發現，這19名涉案的華亭縣外干部，皆有在華亭工作的經歷，賄賂也發生在當事人在華亭工作期間。

　　觀察此案中所有賄賂行為的時間和地域特點即可知，雖然賄賂的時間橫跨八年、也包含華亭之外的政府官員，但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一份華亭縣級官場的賄賂實況。

　　賄賂“全覆蓋”

　　如果對華亭的行政結構進行縱向解剖，第一分支可以分出縣委、縣政府、縣政協、縣人大、人民團體、鄉鎮、人武部門以及檢法兩院。將此案中的行賄名單對照該行政結構觀察，結果令人咋舌——在所有的第一分支中，僅人武部門和檢法兩院沒有工作人員在行賄名單上，而縣委、縣政府以及各鄉鎮，是發生賄賂的重點受災區(見圖5)。

　　以縣委細分，此案中的賄賂人員涉及的縣委部門有：縣委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政法委、農辦、檔案局、老干部局、縣委黨校、機關工委——也就是說，在縣委組織架構下，僅統戰部、編委辦和信訪局三個部門的工作人員沒有參與對縣委書記的行賄。

　　以縣政府細分，賄賂人員涉及的部門有：政府辦公室、發改局、工信局、教育局、民族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財政局、人社局、國土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務局、農牧局、林業局、旅游局、衛生局、人口局、審計局、環保局、安監局、統計局、食品藥監局、規劃局、公用事業管理局、縣志辦、地震局、愛衛辦——如此細列意在說明，除了供銷聯社，華亭縣政府下29個分支部門幾乎被這份賄賂名單完整覆蓋。

　　此外，從華亭的鄉鎮一級架構來看，其所有五鄉五鎮的一把手，以及東華街道辦和工業園區主任，也均在賄賂名單之列。不僅如此，如總工會、團縣委、婦聯、科協、工商聯、殘聯這樣的人民團體，以及地稅局、工商局、質監局、郵政局等省直機構的工作人員，也都在賄賂名單上有所入列。

　　這些行賄人員主要以各部門的黨政一把手、局長或主任等科級、副科級干部崗位為主。還有五位副縣級干部也在此列，其中有三位是政協常委委員，兩位是人大常委委員。

　　不過，名單中沒有時任縣委常委。從權力架構來分析，縣委常委的任命權在省市一級，縣委書記的輻射能力有限。

　　這些行賄干部中，縣委、縣政府部門的官員訴求主要在于職位升遷和調動，省直機關的工作人員則希冀通過賄賂來獲得工作便利。

　　在縣委書記的賄賂天平上，不同的部門含金量自然也不同，尋租價格也存在差別：除了常委層面的副縣級的干部，像安口鎮黨委書記、工業園區黨委書記雖是劃在鄉鎮一級，但都享有副縣級待遇的官階，例如前后兩任工業園區黨委書記趙崗、王愷昀，他們對任增祿的賄賂“價格”分別為24.5萬元和48.2萬元；此外，縣委辦公室主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各鄉鎮的黨委書記，這些未來有著很大晉升前途的崗位，也是職位調動中的熱門，如現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現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以及前東華鎮黨委書記，對任增祿的賄賂“價格”都是14.5萬元，和這些崗位有關的賄賂，賄賂數額明顯要高出一般的科級干部。

　　而人大政協這樣退居二線的部門，相對發生的賄賂數額就要低得多，例如現縣政協環境委員會主任，向任增祿的賄賂“價格”只有6000元。

　　除此之外，《財經》記者發現，發改局、司法局、教育局、住建局、工信局、民政局、林業局、安監局、人社局這些較有實權的政府部門，之前一兩任的局長也出現在行賄名單中。也即是說，在這個市場中，同一個官職對任增祿不止行賄一次。

　　上行下效

　　在行賄與賄賂呈現幾乎令華亭黨政機構全軍覆沒時，《財經》記者發現，這129名涉事干部，只有極少數進入司法程序，其中4名最終受到審判。

　　這四人分別是王愷昀、王華、陶玉宏和趙崗。被查處之前，他們分別擔任華亭工業園區委員會主任、華亭縣東華鎮鎮長、華亭縣教育局局長以及平涼市城建局副局長。

　　據法院認定，陶玉宏同時觸犯受賄罪與行賄罪，一審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愷昀同時觸犯貪污罪、受賄罪與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6個月；王華與王愷昀罪名相同，最終數罪并罰被執行有期徒刑10年；趙崗的判決，目前法院未能公開，據《財經》記者了解，其亦同時觸犯受賄罪與行賄罪，最終獲刑8年。這四名隨著任增祿一同落馬的官員，一審判決后都未提出上訴。

　　交叉比較陶玉宏、王華、王愷昀與任增祿的判決書可以發現：三人向任增祿的累計行賄金額超過10萬元，而各自的累積受賄金額則在76萬元、96萬元和44萬元。顯然，投入與產出存在4倍以上差價。他們的行賄和受賄行為主要發生在2011年春節拜年期間。

　　回顧辦案過程，曾參與這些個案的主審法官和公訴人士皆表示，“當事人的認罪態度好”，“辦案比較順利”。

　　當下在華亭，官員們對“任增祿”這個名字都諱莫如深。在任增祿被查一事明確后，華亭全縣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明確對該事不再議論討論。

　　三、人在官場

　　多數行賄人無恙

　　為何129名行賄官員，只處理了上述4人？《財經》記者走訪審理這四案的檢法兩院，得到的回答是：主要因為在當事人行賄之外，其還存在貪污和受賄犯罪。

　　目前，華亭當地科級干部的工資標準在3000元左右。如果沒有灰色收入，這些干部僅憑工資，殊難向上級一次次支付數萬元賄賂。“這些案件中，行賄和受賄往往都是交叉在一起的，從受賄對象那里收來錢，然后再向上級行賄，這種模式很常見?！睍幙h檢察院一位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

　　同樣的問題是否發生在其他125名干部身上？《財經》記者向甘肅省紀委分管該案的官員詢問，任增祿案中是否還會有官員被后續查辦，但得到的回應是，該系列案基本已經辦結。

　　在甘肅省檢察院這一方面，檢方也未透露案件的司法標準：對于哪些受到牽連的干部必須深查？其中的標準何在？這仍是謎團。

　　《財經》記者經實地調查核實發現，除了已經交由司法處理的上述四名干部，絕大多數官員目前都在原職，只有少部分經歷了地域崗位上的調動，并沒有發現有人被開除原職。

　　在平涼和華亭，記者見到了名單中涉及的部分官員，當提起任增祿案時，他們否認了自己曾經對任增祿的行賄行為，表示這只是“逢年過節的正常往來”，“在華亭很正?！薄?/p>

　　招商引資潛規

　　對于華亭，“煤都”這樣的標簽也意味著其獨有特征。作為一個資源型縣份，最近兩年，由于煤炭產業連續不景氣，華亭全縣工業企業銷售收入、利潤總額連續下降，也繼而影響了華亭縣以至平涼市的財政收入。如何擺脫對煤礦產業的依賴，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是當下難以揮去的隱憂。

　　與此同時，華亭周邊的崇信、靈臺等縣也發現了潛在的煤礦資源，開始開采增收。華亭縣委宣傳部官員介紹，周邊農業縣的崛起，無形間加劇了區域間的項目競爭，因而如何開拓新資源招商引資，成了華亭近年的工作重點。

　　“原來平涼的煤炭開采基本在華亭，這能帶來能源循環利用、煤炭開采后的項目工程，許多都是中央下來的，但現在華亭的優勢已經漸漸沒了，在發電站、煤礦等項目申請上，我們就和周邊的縣城一樣?！鄙鲜龉賳T說。

　　這種招商引資的壓力，又傳導下放到每個縣級黨政機構。為此縣委、縣政府內部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資指標以及激勵規定，推行“全員招商、全民創業”。在外出招商引資過程中，公款使用的不規范、為獲得項目發生的內部交易等，極容易滋生貪腐。

　　“為了招商引資，你總要招待別人，就算招不到商，也還得吃飯住店啊！自己沒有那么多錢帶，就只能把公款打到卡上?！币幻姘腹賳T的家屬稱，招商引資中的一些行為并非官員有意貪污，存在公款使用的問題。不過，這名家屬坦言，在招商的壓力下，行賄無法避免?！艾F在搞項目建設，縣里的要市上批，市里要省上報，省上要中央報，這些關系除了平時要打點好，逢年過節也要維護吧？做一個項目太難了！”

　　“現在反貪污賄賂工作的偵查就是要緊跟工程。”甘肅一位基層檢察人員總結，對于處在經濟轉型中的西部，當交通、河道、綠化、礦產這些項目在激活經濟結構的同時，也正成為官場腐敗的利益點。

　　然而，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人情往來，以及基層官員日益增長的反調查智慧，已逐漸成為反腐工作的突破難題。

　　誰來監督縣委書記

　　目前，甘肅省正在刮起的“效能風暴”帶來了一些改變，收效如何尚有待觀察。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何文盛分析，甘肅開展的效能風暴行動對于蘭州官場有一定的針對性和適用性：西部政府機構內一直存在著消極、懶散、腐敗的作風，效能風暴從政府組織建設、能力、執行力方面、工作管理效率方面抓起，對于改變各級機關作風有作用。

　　“為此省紀委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也公布了電話方式?！焙挝氖⒄J為，甘肅省內效能風暴的開展與辦理任增祿案件有一定內部關聯，但更多的影響來自過去一年里中紀委的強勢和發力，“在中央的導向下，地方紀委在理念、管理思想上都有所變化”。

　　不過，在華亭當地，反腐的宣教，仍沿循著教育短信、廣場文化宣傳等模式。更有甚者，參與當地“效能風暴”交流分享會的發言領導，不少都是任增祿案行賄名單上的當事人。在現實的腐敗鏈條前，這樣“以文化館和博物館為核心”的做法不堪一擊。

　　當潛規則躍上臺面大行其道時，華亭本地的監管機制顯得孱弱難為。在任增祿案的官場地震后，縣級的紀檢部門無心也無力對涉案的官員進一步監督。

　　任增祿案行賄名單對縣委部門和縣政府部門一把手的覆蓋程度，體現出縣委書記的集權特征，也揭露出“明碼標價”的買官現象在基層已如疽附骨，幾無幸免。當基本上所有分支機構的局長、黨政一把手，都逃脫不了賄賂的干系，靠金錢作為敲門磚時，權力大小成為主要指標，行政能力必然被邊緣化，只憑能力上位，在基層往往成為空想。

　　再看安徽，在毋保良之前，安徽另一個縣——潁上縣是多年的國家級貧困縣，卻先后倒下兩任縣委書記。前任張華琪因為斂財500多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后任書記徐波先后142次收受財物合計人民幣136.18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一個早已擺出來但至今仍未解決的問題是：誰來監督縣委書記？

　　接二連三的案例揭示出：在縣級政權中，縣委書記作為一把手，缺乏有效制約的情況下，極易異化為事實上最大的吸金者，更形成共罪結構，帶來集體性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