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制圖/張妍

　　六問社會撫養費

　　審計署報告顯示，確存超生收費“貧富分化”、攤派計生指標、亂收費等問題；多收費責任人未受處罰

　　社會撫養費是否因計征標準不統一，引發社會不公？是否存在層層攤派任務指標，導致亂收費、以罰代管？甚至淪為創收“工具”？近年來，社會撫養費一直備受上述質疑。

　　9月18日，計征了11年的社會撫養費終于揭開“冰山一角”，國家審計署首次發布了9省市45個縣的社會撫養費審計結果，呈現出征收標準不一、違規下達任務指標、擅自挪用資金、截留款項發獎金等“亂象”。新京報記者 王姝

　　1 到底是不是罰款？

　　個別地區既收費又罰款

　　財政部、原國家計生委在當年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之前的“超生罰款”、“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

　　2002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出臺，社會撫養費收費行為有了法律依據。

　　社會撫養費是不是罰款？原國家計生委官員多次稱“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

　　但審計報告表明，個別地區同時收取了社會撫養費和計生罰款。如云南老集寨鄉計生部門，就不開收據或使用普通收據，征收社會撫養費和計生罰款。

　　■ 觀點

　　曾致信31個省份、要求公開社會撫養費去向的浙江律師吳有水說，起征社會撫養費后，超生罰款、計生罰款隨之取消，“既收社會撫養費又收計生罰款的做法，是典型的亂收費”。

　　2 是否有收費標準？

　　存在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自定”。

　　審計結果顯示，地區收費差異普遍存在。甚至同一省內的各縣之間，對同年同類超生行為，執行不同的標準。

　　除地區差距，審計出的還有“貧富差距”。

　　按相關規定，對高收入人群應核實其實際收入，提高征收標準。但湖北、河北、四川三省的15縣，對高收入人群采用的是按當地年均收入計算出的征收標準，或最低征收基數的固定倍數確定的標準。

　　而2011年，云南金平縣城鎮居民應繳納的社會撫養費，是其收入的8.88倍；而農村居民，則是其收入的9.1倍。

　　■ 觀點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杰華認為，地方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目前不能制定全國統一的標準，但地方的自由裁量權必須細化”。

　　吳有水說，收費標準不統一，不僅不公，還引導了人員流動，“有的從這個縣，遷到另一個縣。有一對山東夫婦，將戶口遷到了新疆，生完孩子再遷回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