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媒體、甚至日本社會的某些人在中日關系上的焦慮感不斷上升。單就今年來說，這種焦慮感反映在日本少數政客接連在涉及兩國關系的敏感問題上“玩火”，挑動中國神經。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世維會”“四大”在日召開，石原慎太郎同日本政府爭相上演“購買”釣魚島鬧劇。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與“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方上述舉動顯得更為刺眼。

　　筆者在日本工作的一位同事說，如今日本社會上下都憋著一股“氣”。這股氣既是對內的“怨氣”，也是對外的“不服氣”。日本經歷了“失落的二十年”，去年又受到“3.11”地震、海嘯、核泄漏三重災難沖擊，經濟萎靡不振、政局動蕩不止，民眾對國家前途感到迷茫，因而心存“怨氣”。在對外方面，日本國內生產總值2010年被中國超過，失去了連續保持40余年的“世界第二”地位。被中國這個百余年來的“弱鄰”超越，日本社會在心理上一時很難接受。

　　從近代歷史的大背景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日實力第二次“換位”。如果要以時間界定這兩次“換位”的話，第一次是189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朝，第二次則是2010年了。在前后116年間，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日兩次“擦肩而過”，在方式、背景、結果與意義等方面有著諸多不同。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當前的兩國關系。

　　一是“換位”的方式不同。第一次“換位”直接體現在軍事領域。日本挑起甲午戰爭，在陸海兩方面打敗外強中干的老大清帝國，并逼迫清廷割地賠款，以非正義的方式實現對中國的超越。那次“換位”具有突然性、暴力性和非正義性。第二次“換位”直接體現在經濟領域。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經過數十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努力，不斷實現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中日之間實力對比不斷縮小，最終于2010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這次“換位”是逐漸積累、水到渠成的結果，具有漸進、自然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