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發(fā)生的臺灣海軍人事懲處決定仿佛“誤踩地雷”，不僅炸得“國防部”和“海軍司令部”人仰馬翻，還扯出臺日軍事互動的重重內幕。

　　據(jù)提前出版的9月號臺灣《亞太防務》雜志報道，事件起因是7月下旬在臺灣東部外海舉行的年度戰(zhàn)斗力驗收操演，臺灣海軍第168艦隊司令張鳳強少將率艦跨區(qū)進入日本與那國島附近的公海，召來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的P-3C反潛巡邏機低空監(jiān)視，日方還在事后表達“關切”。

　　操演結束后，張鳳強被以“操演越界、違反操演紀律”為由遭到臺當局重懲，記大過一次并予以調職。這項懲處引發(fā)軍內反彈與島內輿論嘩然。后來“國防部”罕見地將懲處案退回“海軍司令部”重議。

　　臺灣《聯(lián)合報》26日的報道預計張鳳強將被記小過或申誡。

　　由于懲處案掀起風暴之時，正值臺灣“總統(tǒng)”馬英九拋出“東海和平倡議”構想，引發(fā)外界猜測懲處案與“和平倡議”之間的關聯(lián)，懷疑張鳳強成為馬英九當局高舉“東海和平大旗”的犧牲品。

　　《亞太防務》雜志稱，臺灣當局之所以長期在“釣魚臺(島)主權爭端”中難以挺直腰板，其實與臺日秘密軍事交往有很大關系，臺當局深知日本的重要性，多年來巧妙地運用“日本因素”作為確保“臺灣安全”的一張牌。

　　按照島內智庫的說法，假如臺灣與大陸實現(xiàn)統(tǒng)一，日本將受到嚴重的“安全威脅”，而美國過去的政策證明日本是其不會放棄的盟友，因此對臺灣來說，拉住日本就等于同時拉住美日兩國。

　　早在李登輝時期，臺灣便積極加強與日本的“安全互動”，尤其是當過“海軍總司令”的莊銘耀上將(首任臺籍“海軍總司令”，日語水平不錯)在1996年擔任臺灣“駐日代表”，其海軍背景使之與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建立極佳的關系，當時臺灣海軍與日本海自互動密切，曾有系統(tǒng)地邀請數(shù)批海上自衛(wèi)隊退役將校赴臺交流，臺灣海軍將領也經(jīng)常秘密赴日開會。

　　在莊銘耀的奔走下，臺灣甚至接近于爭取日本協(xié)助其建造柴電潛艇，當時日本初步同意提供“春潮”級潛艇的設計藍圖與相關技術，并派遣日本技師赴臺指導建造，不過該計劃因媒體曝光而胎死腹中。

　　民進黨掌權時期是“臺日安全合作”最熱絡的時候。知情者透露，雙方不僅互派人員觀摩軍事演習(例如臺軍的“漢光”演習和日本自衛(wèi)隊的“富士火力綜合操演”)，當時每個月都會在臺北市秘密舉行安保會議，針對雙方的安全合作需要，東京特意在“準官方”的日本交流協(xié)會駐臺北辦公室里增設20-25人的保安小組。據(jù)悉，臺日定期舉行安保會議的事情并未知會美國，但以美國在臺日布設的嚴密情報網(wǎng)，美方顯然是心知肚明，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罷了。

　　知情人士透露，“臺日安保會議”通常是分組進行，與海空軍相關的會議較多，陸軍方面較少，但有時也會進行跨軍種會議。日本與會的軍官是以佐(校)尉級為主，雖然軍銜較低，但學識與專業(yè)度都不錯，與會的臺灣軍官雖然軍銜較高，但日方卻私下抱怨他們專業(yè)能力不強。

　　“臺日安保會議”涉及海軍的事務最多，例如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平時嚴密監(jiān)控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東海地區(qū)動態(tài)，日方便經(jīng)常通過安保會議向臺灣提交有關解放軍潛艇活動的情報資料。

　　會議有時還會涉及雙方軍品采購，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海軍成功級護衛(wèi)艦所用的美制LM2500燃氣輪機，它也是海上自衛(wèi)隊多款艦艇使用的主機，由于相關零部件向美國申購不僅昂貴而且耗時，因此臺軍會轉向擁有LM2500特許生產(chǎn)權的日本采購，日方不僅報價較低，且能快速供貨。

　　此外，當年臺灣的海巡艦艇也被允許進入日本港口停靠。有趣的是，臺灣也曾出口日本若干裝備，如陸上自衛(wèi)隊所用的74式和90式坦克的模擬訓練器就是臺灣“中科院”研制的，構造與臺灣陸軍裝甲兵學校所用的CM11、M60A3坦克模擬訓練器相通。

　　馬英九上臺后，臺當局中斷“臺日安保會議”，雙方目前已沒有臺面下的安全合作，但外界應繼續(xù)保持警惕。(駐臺北特約記者 王曉林 特約記者 黃山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