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指揮體制改革規律談

　　作戰指揮體制伴隨著戰爭和軍隊的出現而產生，并隨著國家軍事戰略的調整、軍事技術裝備的發展，以及戰爭形態、作戰方式的變化而不斷發展。作戰指揮體制改革是一定歷史時期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從新軍事變革的內容和過程看，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具有層次性和螺旋上升特點，要求改革必須重視軍事理論創新引領。新軍事變革是信息時代包括軍事技術、軍事理論、組織體制在內的一系列變革。這幾方面相互聯系、互為作用、相輔相成。就軍事體制改革而言，主要包括物質層、體制層和思想層的變革。其中，體制變革是軍事變革的核心層，因為軍事體制是聯接軍事技術裝備、信息化軍事人才，以及軍事理論的橋梁和紐帶，是實現人和武器裝備的最佳組合，形成軍隊整體戰斗力的關鍵環節和根本組織保證。作戰指揮體制作為軍隊組織體制的核心，其調整改革程度也是軍事變革最終是否完成的重要標志。

　　軍事變革通常遵循由物質到觀念，再由觀念到結構的軌跡。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促成了武器裝備更新換代，進而引發戰爭形態、作戰樣式的深刻變化。既要求軍事理論創新，也要求包括作戰指揮體制在內的組織體制改革。從軍事變革的實際進程來看，軍事技術革命進展最快，軍事上的新概念、新觀點、新理論相繼涌現，而組織體制的變化常常是最滯后、最緩慢的，與此相關聯的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也是如此。

　　新軍事變革初期，軍事技術革命占主導地位。當全新的軍事技術應用于軍事系統，并使武器裝備形態發生質變時，軍事理論、軍隊組織體制等才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并相繼發生根本性變革。新軍事變革中期，軍事理論創新對變革起主導作用，成為推動發展的重要條件。新軍事變革末期，軍隊組織體制改革占主導地位。新軍事技術催生新型軍事組織結構，但新型軍事組織結構的生成依賴于對未來軍事活動，特別是戰爭行動的認識和預見，及在新的軍事理論指導下按未來戰爭需求變革軍隊組織體制。當軍事技術革命和軍事理論創新相對成熟時，變革體制編制特別是作戰指揮體制將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也更容易成功。這一時期，軍隊組織體制，特別是以作戰指揮體制為核心的軍隊領導體制改革，將成為新軍事變革的主流。因此，要實現作戰指揮體制的全面變革，必須有成熟的理論創新。有成熟的理論創新引領，才知道仗需要怎么打、怎么指揮，進而明確組織變革內容和標準。

　　從戰斗力生成規律看，作戰指揮體制與戰斗力相互促進相互影響，要求體制改革要善于思考戰斗力“物化”問題。軍事變革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軍隊戰斗力。科學技術進步和武器裝備發展所形成的新型戰斗力，必將沖破舊軍事組織體制和原有軍事理論的束縛，形成新的軍事組織形態。信息化武器裝備的快速發展和軍事理論的不斷創新，也會使軍隊組織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暴露制約軍隊戰斗力生成的關鍵問題，客觀上有利于推進以作戰指揮體制為核心的軍事體制創新。軍事變革技術上和理論上的優勢只有通過制度化軍事組織體制，特別是作戰指揮體制的建立，才能轉化為戰略優勢和作戰優勢。軍隊組織體制轉型，其實質就是使信息化武器裝備、知識型軍事人員和創新型作戰理論所蘊含的作戰潛力實現“物化”，而“物化”的成果就是包括作戰指揮體制在內的信息化軍隊組織體制的建立。

　　因此，作戰指揮體制改革重在戰斗力“物化”上做文章，這是軍事變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一方面，作戰指揮體制改革要真實客觀反應新型戰斗力，另一方面又要盡可能地不束縛戰斗力的生成。

　　作戰指揮體制改革是一定歷史時期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具有發展的階段性與周期性，要求改革必須穩妥。作戰指揮體制歸根結底是軍事實踐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必須反映當時戰爭的客觀需要和內在規律，以解決作戰指揮關系中與現代戰爭不相適應的深層次矛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戰爭需求。這是因為，體制的改革創新只有在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引發戰爭形態改變后才可能發生。戰爭形態的改變，加速了軍事變革進程，并強烈要求推進軍隊組織結構，特別是以作戰指揮體制為核心的軍隊指揮體制改革。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客觀上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軍事發展的內在需求,特別是戰爭發展需求，具有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與周期性。

　　當然，作戰指揮體制的改革發展，由于受特定歷史時期環境與條件的影響制約，又具有相對的合理性和穩定性。然而作戰指揮體制的穩定性不是絕對的，隨著戰斗力諸要素的發展變化，必然產生不協調因素，特別是當不穩定因素占主導地位時，必然要求對其進行改組與調節，從而產生新的作戰指揮體制。因此，任何一種作戰指揮體制都有它賴以存在的時代背景與環境條件，離開了這些，作戰指揮體制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與發展的可能性。因此，時代的發展呼喚并催生新型作戰指揮體制的產生，作戰指揮體制改革既不能落后于時代，也不能超越現有條件。

　　編輯感言

　　由牛頓說強軍

　　周峰

　　在有關物理學家牛頓的歷史細節里，有兩句話引人思考。一句是亞歷山大·蒲柏為牛頓寫的墓志銘：“自然法則曾在夜里深藏”，直到“上帝說‘要有牛頓’，于是就有了光”。另一句是牛頓自己所說：“在自己眼里，我似乎只是一個在海濱玩耍的孩子，而真理的海洋就在我面前待人去發現。”毫無疑問，牛頓是一個善于發現和總結事物規律的人，當然這也源于他所秉承的文化傳統。某些方面某些時候，西方文化更重探索、驗證和應用內在規律。

　　有種觀點認為，強者之所以強，是因為文化強。強勢文化的本質，就是遵循事物規律，尤其是最深內在、最巧路徑、較高層面的規律，在武學上它可成就秘笈，在經濟上它可以弱肉強食，在軍事上它可以走在他國前面。發現和運用規律的程度，關系到軍事強弱。有時某一軍事集團所認為發現的規律，可能并非根本規律，或者是低層次的規律，這就會影響其強軍速度和質量。而規律又具有指向性和穩定性，早一點發現并運用更高層面的規律，可以讓改革的正能量更早形成戰斗力。此類問題的差別，恐怕是影響軍事投入與戰斗力產出是否成比例的重要因素。（史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