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浙教授接受采訪　程冠軍攝

　　編者按：１９５６年５月，毛澤東同志在廣東省視察時，對陶鑄等省委主要領導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們廣東省有個惠能，你們知道嗎？惠能在哲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他把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國的貝克萊早一千年。你們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能夠提出高深的理論，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惠能和禪宗的經典著作《壇經》，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國化。佛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弘揚至關重要，為了進一步了解惠能、《壇經》、禪宗以及中國文化等問題，理論網記者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惠能研究專家陳中浙。

　　記者：陳教授您好，近年來，您一直潛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壇經》，首先請您介紹一下佛教的“禪宗”，以及惠能與禪宗、《壇經》之間的關系。

　　陳中浙：何為“禪宗”？在印度，并沒有禪宗這一宗派，僅有“禪”這種修行方式。“禪”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要求修禪者保持大腦的專一、清凈、安寧。在這種意識形態下，修禪者發揮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對各種現象的本質進行關照，最后達到一種認識現象本質的般若智慧。這種禪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當普遍，其中佛教對它尤為看重。在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中，禪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佛教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從西域來了一名僧人叫達摩，他不僅把印度佛教里這種“禪”的修行方法帶到了中國，還對“禪”做了專門的闡釋與發揮。后來又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幾位中國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講究“禪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到唐代已經歷了６００多年，可能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處久了的緣故，佛教與中國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覺，而兩者的關系也到了需要做出總結的時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禪”的稱謂，從中國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強的智慧，對傳統佛教進行了重大改革與大膽創新，將印度列入的佛教中國化、平民化、現世化，創立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這種宗派與別的宗派不一樣，它強調“不立文字”、“頓悟成佛”，即不需要識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錢物的施舍，只要有機緣，馬上就可以頓悟成佛。可以說，這是把印度佛教復雜問題簡單化，并將其變成一種聽了就能懂，學了就能會，會了馬上就能用的宗派。這種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層民眾的擁護與傳播。自禪宗出現之后，當時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創立的“唯識宗”，以及受武則天大力推薦的“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漸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禪宗不僅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更遠播至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國家與地區。連佛教創始國印度也建有南華禪寺，弘揚中國的禪宗。可以說，在中國或接受中國“禪”文化傳播的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禪”甚至成為了“佛教”或者“佛學”的一個同義詞。因此，準確地說，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而成的一個宗派，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具體體現。而把佛教成功中國化并創立禪宗的這位具有超強的智慧的人，就是惠能。

　　惠能在湖北黃梅的五祖弘忍法師那里學佛法，由于其天資聰穎，見解獨到，就被老師弘忍稟為六組傳人。惠能從他繼承衣缽一直到去世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廣東一帶傳法。有一次，他在廣州光孝寺的一個戒壇上傳法，其中一個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講法過程及其內容記錄了下來，并加了一個總題目——《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簡稱《壇經》，這就是禪宗的奠基之作。當然，《壇經》里的內容并不都是惠能在這里講的。由于惠能不識字，講法時都是大白話，所以《壇經》記錄下來的也基本是白話。可能是由于這個緣故，錢穆就說《壇經》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