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真改革”，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是，明確規范好政府什么時候應該在場，什么時候不必插手；只有通過法治建設的推進，權力規范化運行才可能實現。

　　■ 社論

　　據廣東電視臺報道，在廣東代表團小組討論會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就“體制改革”問題展開了一段有趣的討論。鐘南山在發言時提到，廣東各種社會組織有3萬多個，其中大部分沒有真正發揮作用。“政府該管的和不該管的不太搞得清楚。想要調動社會組織積極性，不做體制改革，很難做到。”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權需要跳出部門利益，而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會觸及現有的法律法規，因此希望能得到更高層面的支持。

　　這段深入而實在的問答，真切地點出了推動改革進一步深化將面對的障礙，不僅可能來自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及附屬于這一結構下的利益格局，還可能來自政府部門本身。

　　應該看到，政府部門在改革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的進程，本來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共同作用的結果。政府主導式改革與民間自發式改革共同疊加，在過去創造出了極大的改革效益，并帶來了今天的巨大變化。

　　政府和民間力量，都是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

　　但也要看到，由于政府部門擁有強大的資源，“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的現象在各個管理環節都不罕見。比如，城鄉規劃作為地方建設中的重大事項，往往行政權力說了算，而違背了提請民意機關審議的程序，不少城市在開發過程中引發的爭議，其根源即在于此；又如，在價格領域，要么干涉過多，要么疏于監管，致使部門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失去應有的權衡；在社會管理上，也存在同樣問題，一個“控煙”計劃，都可能因為存在利益博弈而難以完全落地。

　　成熟的市場環境，一定是對政府部門利益劃定邊界的環境；健全的法治社會，一定是對政府部門利益保持警覺的社會。如果公權力總是能夠輕易找到利益空間，而不能得到“合憲性控制”，那么公眾利益就可能總是處于容易被擠占的地位，而理應推動的更深層面的改革，也可能面臨要么只是蜻蜓點水、要么夭折的風險。

　　確保政府部門跳出自身利益的考量，確保“真改革”，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是，明確規范好政府什么時候應該在場，什么時候不必插手。在許多市場，要不要一定搞審批制？在許多社會服務領域，能不能通過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從經營者角色中脫身出來？尊重民間自發性力量及形成的秩序，只做法治環境的維護者，既可減少巨額行政成本，還可以進一步激發社會力量，從而實現多贏。

　　讓政府轉換角色，讓權力回到本來位置，只通過行政性的改革推進，勢必困難重重。只有通過法治建設的推進，權力規范化運行才可能實現。改革的經驗同樣適用于針對權力行為的專門法建設：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地方的勇于探索，是積累實踐經驗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