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開就要坦誠、真誠，絕不能遮遮掩掩、患得患失”。3月12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在廣東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發言表示，依法能公開的一律公開，公開是防止法官出問題最好的“防腐劑”，也是保護法官最好的“防護劑”，并現場拜托媒體延伸、擴大、傳播法院的司法公開。

　　據鄭鄂代表透露，廣東省法院去年委托“第三方機構”做了一次法院工作群眾滿意度調查，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即在所調查的三類人中，當事人、律師等對法院工作較為了解的群體對法院的滿意度較高，一般群眾則滿意度較低。對這一“奇特現象”的解讀與原因剖析，大可以見仁見智，但其中必然關涉到司法公開的程度問題。而事實上，“滿意度”這一指標，本就應當立足于充分了解與溝通，而在司法機構與社會公眾之間，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對等，使得這種雙向溝通更多地依賴于司法機構的單方主動。在二者之間，媒體不僅充當了傳遞信息的橋梁作用，而且越發顯現出對司法公開的促進力與推動力。

　　自我公開與自我監督固然不可或缺，但歸因于自律的內在約束，畢竟還是需要包括媒體在內的諸種社會外力的協助。如何實現幾者的合力，則是目前亟待求取共識之所在。“司法公開絕不能遮遮掩掩、患得患失”，這本身已經涉及到一層“換個角度來看”的思考路徑，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差別。實際上，即便是“一般群眾滿意度較低”這一看起來負面的評價，亦不失為對司法更公開的一種推動力。

　　“依法能公開的一律公開”，這不僅應當成為司法機構自我要求的律條，更應被視為對社會公眾的鄭重承諾。但對于能還是不能的判斷問題，卻依然需要更細致嚴苛的制度約束。2012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治藍皮書(2012)》發布，首次就司法透明度、規范性文件透明度、環境信息透明度以及行政審批透明度等發布報告，其反饋出的數據所指向的司法公開現狀，顯然并不那么如意。而在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臺《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其中對包括立案、庭審、執行、聽證、文書等多個方面予以明示。這一規定首先重申的，是司法公開的一個關鍵指標，那就是公開的全程性。司法公開不僅是庭審公開一個階段，包括司法文書、判決執行在內的所有法律環節，都天然被包含于必須公開的范疇。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人類對于法律的信仰，當然是對通過司法求取正義的追求，但同時，能否全程見證正義得到實現，其重要性不亞于結果公正本身。更何況，從這份旨在推動司法公開的文件中，亦能看到不少“可以型”要求，將多個公開事項的決定權交由各級法院靈活把握，是“應當”還是“可以”，對于法律界人士而言，顯然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司法公開的坦誠度，無疑是有待大力度加強的方面，而且需要不留后路的制度設計。堵死包括“座位有限”在內的諸多選擇性公開念頭，讓公開成為剛性的司法指標。

　　事實上，公開透明的“防腐劑”屬性，不僅適用于法官，而且對公權力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公開不是為難，而是保護，它是保護含法官在內諸多權力人群的最好“防護劑”。對這一觀點的認知，決定了司法對媒體舊有芥蒂的紓解程度。包括媒體在內的諸項社會監督，于司法機構而言，或有一時的不適，卻能換得更長久的保障。

　　司法與傳媒的話題，在諸多個案的接力下被不斷討論，需要明確的是，一個逐漸趨向健康發展與良性運轉的現代社會，司法與媒體作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都應愈發顯現出各自的重要性。司法越來越被倚重，媒體越來越活躍，都是社會肌理生長的關鍵指標。而司法與媒體，尤其是司法公開與輿論監督之間，首先需要做好的便是各守本職，忠實履行自身的社會職責——— 司法朝著公開與公正的方向努力，媒體不忘監督的天職。在此前提之下，各方合力的形成便一定值得給予最大誠意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