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3月23日的哈爾濱殘殺醫生事件，衛生部部長陳竺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同時，衛生部下發通知，要求各級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履行好內部治安保衛職責，包括落實24小時安全值班制度，對門急診、病房等重點科室，實行24小時安全監控。

　　衛生部的這個“安全通知”，只能算是“技術”上的揚湯止沸；要真正系統化解醫患糾紛，還需制度上釜底抽薪。

　　首先，要回歸醫院的公益性質。在前一輪醫改中，政府把醫院推向市場，過度市場化，勢必偏離了醫院的公益本性；在一些醫生眼中，病人異化為一張張“繳費單”。正像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所說：由于看病難、看病貴，醫院留給患者的第一印象就不是正面的；如果再發生醫療事故，哪怕是輕微的失誤，患者內心本就淤積的不滿情緒便會被激發。這是醫患矛盾激烈的大背景。

　　我國于2009年啟動的新醫改，旨在糾偏之前的“泛市場化”，提出“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我國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從2003年的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個人支出的比重從2003年的55.87%，下降到2010年的35.52%。如果財政投入的增長勢頭能保持，那么醫院回歸公益可期。

　　另一方面，回歸公益就意味著公立醫院將剝離“特需服務”。比如上海已經明確不再新增公立醫院的特需床位，并逐漸縮小已有的特需床位規模。讓高端人群去民營醫院接受高端服務，不在公立醫院的碗里與底層群眾搶蛋糕；并且，這也將給予民營醫院公平的競爭環境。

　　其次，要構建各方認同的糾紛處理機制，擺脫衛生系統對于醫療鑒定的實際控制。各地“醫鬧”、殺醫案頻發，當事人沒有選擇醫療事故鑒定、民事訴訟等合法渠道，關鍵是個別患者對于現行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絕望：認為由醫學會主導的鑒定機制不公道、不經濟。

　　所以，有必要引進“非訴訟糾紛處理機制”，比如美國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制度，它由醫生、護士、牧師、社區代表、律師等構成，避免了醫生的專斷，讓糾紛在更透明、更寬松的管道里解決。目前，我國不少地方成立了由衛生、司法等部門組建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其效果還不顯著。要樹立調解委員會的權威，關鍵在于擺脫衛生部門的一言堂，彰顯其民間性，使醫學鑒定與政府管理部門做切割。

　　第三，要切實保障醫生的尊嚴。去年，北京協和醫院醫生博士章蓉婭在網上曬了自己的工資單：到手工資才2500元！（當月比較特殊，其平時工資為4000多元）。央視記者在曾發生醫生被刺傷案的北京同仁醫院“蹲點”，“蹲點日記”報道稱某醫學博士月收入只有1700元。無論是哪個數字，都無法與醫學博士的智慧、付出匹配。客觀上說，醫生成長的周期長，從5年本科到3年碩士，從實習醫生到住院醫師，人家三十而立，而醫生三十歲才剛剛起步。這種情況下，極易導致年青醫生的心態失衡，引發與患者的沖突，也會導致年青醫生的流失。為扭轉這個局面，目前廈門大學已做了“讓利”，免除醫學院學生的學費。而早在2009年陳竺部長就提出“要從人格和收入上尊重醫生”，那么能否出臺政策，通過直接補助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切實保障年輕醫生的尊嚴？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一個醫患雙方都不滿意的機制，是不可能維持平衡的，更不能靠加強“安保”壓制糾紛。關鍵在于政府投入，讓醫療不再“市場”；關鍵在于制度構建，讓糾紛不需要用極端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