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哈醫大“殺醫案”嫌犯李某接受采訪，稱自己不應該濫殺無辜，案發前醫生對自己態度還行，但醫生不收他入院讓他很生氣。李某稱，家里離哈爾濱很遠，條件也很困難，爺爺還患有胃癌，一次次做檢查加上人生地不熟等等因素，讓他和爺爺都非常辛苦。（3月29日新華網）

　　哈醫大“殺醫案”的血的悲劇，除了指向當下醫改的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醫療部門商業性太濃，公益屬性缺失，造成醫患矛盾加劇，患者及家屬宣泄暴力的潛在隱患增加，更在于當下各社會階層人際關系的疏離。

　　當一切都變得現實或實際，一切關系都變成簡單的金錢交易關系，那么醫患之間就難以逾越這個大背景。說直白些，患者就醫，本質上已成為簡單的“花錢買服務”。患者家屬花錢了，那么醫療部門、醫護人員與之相稱的、相對應的服務就應該跟上。否則，患者和家屬就不會滿意，就要產生矛盾。

　　此外，社會除了能夠擔負得起醫療費用的階層，尚有一大批游走在貧困線及以下的弱勢群體。他們看病就醫，境況就會更其艱難。而不管怎樣艱難，他們得病后，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卻是必不可少的。這個矛盾，顯然更為尖銳突出，并且不能讓人繞開。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由這個矛盾涵蓋著的，是弱勢階層人群的自卑和懷疑心理、抵觸情緒、極度的邊緣感。在醫療部門和醫護人員同他們的關系上，構成一道鴻溝，有著“天然”的隔膜、疏離。這就為釀發悲劇埋下了伏筆。

　　反觀哈醫大“殺醫案”的來龍去脈，我們愈發感覺，這個過激的殺戮行為，是不該發生的。尤其，那位遇害的年輕實習醫生的診治，對當時作為患者的嫌犯來說，似乎也沒有什么不當之處，雙方的抵牾是不起眼的，根本不該構成激起嫌犯實施殺害行為的誘因。

　　而正是這些不起眼、貌似妥當、一般人都該認可的診治，卻釀成了悲劇。我們又不得不考問，這是公眾的疏忽、集體無意識，還是對弱勢階層的漠視？我們是否缺少了足夠的仁愛、寬容、體諒，只是躲在現有體制機制框架的殼子里，依照著行業、從業人員已有的慣性或邏輯，各行其是？

　　我一直堅持認為，哈醫大“殺醫案”本身凸顯的醫療問題，不是孤立的存在。盲目對誰維權，為誰開脫，都于醫改問題無補，于醫患關系改善無補。如果大環境難有改觀，醫患關系必然永遠緊張，階層人際間這種疏離狀況必然無限加劇，那么患者及家屬的類似過激行為，就時有發生。而類似過激行為一旦發生，對哪一方來講，無一不是上述問題狀況的犧牲品。

　　基于此，我們一方面同意有關部門和遇害醫生家屬維權，但也決不該超越法律框定的范圍或尺度。尤其，哈醫大本身及其上級主管部門，應該有所反思，并對此承擔適當責任。這是社會道義與同情心的體現。如果沒有這份道義和同情心，拒不接受嫌犯的懺悔，那么今后社會階層的疏離狀況只會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