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農行江陰市要塞支行原行長孫峰去年底舉家攜巨款潛逃到境外。按照中國農業銀行因私出境審批表，出境要填寫去往地點、啟返程日期與出境理由，需要部門負責人、上級分行的人事主管、分行行長的意見和簽字。警方調查發現，孫峰的出國手續齊全，各種簽字都有。

　　這是一起金融詐騙案件，卻從一個側面暴露出銀行內部的監管問題，也反映出目前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應該按規定報告個人收入、房產和投資事項；另一方面，“出國手續齊全，各種簽字都有”，也相當于向履行出國手續過程中的有關上級部門和領導，報告了其個人出國事項——只是，這種報告僅限于江陰農行內部的有關部門和領導個人，并沒有在一定范圍內或者向社會公開。否則，孫峰牽扯幾個億的借款，大批債主絕不容許其舉家攜巨款潛逃。

　　由此，話題又回到了人大代表議案和輿論吁請了無數次的官員重大事項報批、備案和公示制度。以往我們在談論官員重大事項公開制度時，多著重于財產申報和公示，事實上，官員重大事項按規定包括官員、配偶、子女生活從業方面的大事和官員財產、投資兩個方面，在各地試點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公示制度中，對前者也有所體現，譬如寧夏青銅峽市的試點公開，即包括婚姻狀況及生育情況等內容。

　　太多的事例表明，官員重大事項申報、備案制度，如果割舍掉公開的環節，就會失去應有的規制力和長久的生命力。孫峰案再次說明，干部事項申報、備案，僅僅在行政管理的內部進行、接受體制內的監督，力量遠遠不夠。而且，輿論吁請官員事項公開，多出于遏制腐敗和監督權力廉潔的訴求，孫峰案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由于官員掌握著公權力，其重大事項變化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或者社會某些群體、個體的利益，不公開接受監督，社會某些群體、個體的利益就有可能嚴重受損。

　　孫峰案之大，注定教訓良多，其中之一是再次證明了官員事項公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種公開，不僅包括官員財產和投資，還應該包括個人、配偶、子女的生活從業等方面，而且，基于后者的公開需要置于事前，而不能推遲至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