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制圖/師春雷

　　4月19日，國家藥監局公布首批膠囊藥品抽檢結果，修正藥業等9家此前遭曝光企業均有產品鉻超標，被視為不合格產品。本次新檢出4種產品鉻超標，加上上次被曝光13種超標產品，目前已被檢測出鉻含量超標的藥品種類已達到17種，超標批次已達到了36個批次。

　　在這起事件中，政府監管該擔負什么責任，制藥企業該擔負什么責任，受害民眾又該如何維護自身權益？

　　■ 訪談嘉賓

　　顧昕：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與管理咨詢專家

　　面對“問題膠囊”該怎么辦

　　新京報：針對膠囊事件，輿論呼吁徹查相關官員的責任，你認為他們該擔負什么責任？

　　顧昕：出現如此惡性事件，監管部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是監管的責任。明膠企業確實存在重大違法嫌疑，但大家如果都把矛盾對準明膠廠，就會偏離問題的核心。現在要盡快檢測所有涉事藥企的產品，第一時間公布檢測結果，既給民眾交代，也是給藥企的責任定性，從目前的處理看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是，一些現象應引起警惕，各地藥監部門去醫院、藥店檢查，一聽說問題藥品下架，就完事大吉。實際上，監管部門要做的事很多，要檢查藥店購進多少涉事藥品，共銷售多少，還剩多少，剩下的藥品必須全部帶走，這些都是證據，而不是單純下架了事。

　　其次是執法的責任。必須查處涉事藥企，迅速檢查藥品生產是否違規，應否停止生產。同時，告訴公眾到底發生了什么，藥企違了什么規，準備怎么處罰。

　　三是問責的責任。早在2004年，央視就曝光過阜城縣古城鎮工業明膠大量流入各種食品行業的丑聞，時隔8年，不僅沒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可見地方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基本失靈。

　　新京報：制藥企業該擔什么責任？

　　顧昕：這件事的本質，是藥品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問題，藥品企業采用不合法的材料，涉嫌欺騙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因此，藥企才是這次膠囊事件的第一責任人。現在對藥企的調查，公眾期待看到更多的實質性進展，而判定藥企的責任，并非難事。

　　對消費者來說，藥企涉嫌欺詐。雖然有明膠廠一把大火把相關材料給燒毀了，但藥企的材料還在，就以藥企購進膠囊的價格來說，工業膠囊和藥用膠囊的價格懸殊較大，購進膠囊的源頭企業到底是哪些，是否購進工業膠囊，很容易判定。一旦判定，藥企需要公開承認錯誤并道歉。

　　藥企要承擔賠償責任。對有明確證據的受害者，藥企必須給予治療并賠償。同時，對鉻超標的問題藥品，必須盡快予以召回，并在監管部門的監督下予以處理。現在雖有一些藥企也在道歉，但誠意和力度遠遠不夠。

　　新京報：出了膠囊事件，公眾該如何維權？

　　顧昕：維權有兩塊，一塊是機構維權，招標辦、醫院、藥店都是問題膠囊的受害者，可以憑雙方的交易明細起訴藥企。

　　另一塊是消費者維權，可以委托法律團體代理維權，但難度較大。因為很多消費者手里未必保留購藥單據，即使曾經服用過問題藥品導致身體受損，也很難證明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消費者可以與醫院和藥店一起維權。

　　美國如何處理類似事件

　　新京報：類似的事情，在美國會發生嗎？

　　顧昕：美國也會發生類似事件，只不過沒有這次膠囊事件這樣嚴重。不久前，美國阿肯色州法官判決強生公司支付11億美元罰款，理由是在案件審理中，陪審團認為該公司在銷售安定藥物Risperdal時存在欺騙行為，美國司法部多年來也一直調查有關強生推銷Risperdal做未經批準用途的投訴。

　　新京報：針對類似事件，美國怎么處理的？

　　顧昕：美國有強大的新聞界，這樣的問題一般會被及時發現，并引來輿論的高度關注。

　　美國的律師隊伍龐大，一旦發現企業存在問題，律師馬上會嗅出“商機”，一擁而上，甚至不惜夸大其詞，對企業來說，他們將面臨巨大的訴訟風險。

　　所以，民眾遇到這樣的事情后，很多律師會直接找到你，不用你出錢，只須簽字授權即可。贏了，會得到賠償；輸了，也不用承擔相關的打官司成本。

　　同時，政府的監管，經由權威部門評判后，會對涉事企業給予嚴厲懲罰，甚至會被罰得傾家蕩產。

　　新京報：出了這種事，藥企又會如何應對？

　　顧昕：美國企業對危機管理的認識和我們有很大不同。我們理解的企業的危機管理，經常是如何救火和滅火，壓制消費者的質疑與訴訟，減少媒體的報道；美國的危機管理很簡單，就是“誠實”二字。出現問題，立即直面現實，該賠償就賠償，該召回就召回。當然，它不“誠實”也不行，否則就要付出巨大代價。

　　藥品安全問題如何杜絕

　　新京報：這幾年，監管的力度在增大，問題卻是看起來在增多，為什么？

　　顧昕：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民眾普遍習慣把什么事都看作是政府的責任，就是政府應該嚴防死守，全方位盯著。其實，再嚴密的監管，也會出現漏洞，真正有效的治理，是所有人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一味強調監管，其實是“政府萬能”的思維。實際上，政府無法承受全部監管之重。也就是說，要明確界定政府的權力與責任，不能一味地把所有的矛頭都對準政府的監管。

　　解決社會問題，必須立足長遠。因此，不管是之前的瘦肉精事件，還是現在的膠囊事件，都要抓住這些社會事件帶來的契機，“倒逼”公共管理轉型。

　　新京報：既然如此，其他國家有可以借鑒的經驗嗎？

　　顧昕：各國情況不同，法律規定也有差異。

　　對中國而言，不是立法的問題，是執法的問題。在現有的標準中，鉻是《中國藥典》（2010年版）規定的食用、藥用明膠必須要測的重金屬之一，除了鉻，還有鉛、砷、錳、鎘等重金屬。據央視調查，在修正藥業生產的羚羊感冒膠囊中，所用藥用膠囊鉻的含量為4.44mg／kg，這超出了國家的相關規定。中國2010年版《中國藥典》明膠空心膠囊標準顯示，重金屬鉻的限度在百萬分之二，即2mg／kg。

　　具體而言，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如此行動：受害的消費者可以起訴制藥企業，依法索取巨額賠償，因為人命大于天；還可以起訴藥品的廣告商及其代言者，要求他們為欺詐消費者負責；廣告代言明星們可以起訴廣告商，要求它們為誤導自己負責，賠償自己的物質和精神損失。

　　對政府來說，則應啟動危機處理預案，為受害者提供免費救治和篩查；與此同時，也要起訴有關企業，給予巨額處罰。

　　也就是說，各方形成合力，讓涉事企業付出慘重代價。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