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免費午餐的文章發表之后，我收到不少指正意見，在此基礎之上，我又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反對直接發錢給家長的人中，有不少都覺得應該建立制度來監督。大家相信制度，卻忽略了制度是建立在人身上的，即制度的保障是什么？民間免費午餐公益活動的發起人鄧飛先生設想的，請黨員、老干部來進行監督的制度，就無相應的制度性保障，實際上還是建立在監督者的高尚情操之上。這看似建立了制度，實際上還是靠人的品德。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我們討論的是做事，而非追尋人性之美。直接發錢給家長，相信家長，并不是為了感性、溫情地追求所謂價值觀正確，而是理性地為了效率最高而已。

　　世上不存在又要馬兒跑、馬兒又不吃草的方法。不管午餐是食堂還是商家提供，必然要讓它們賺取利潤，花費較高的監督成本。三元錢能有一元五角被吃進去，起碼能保障品質，不用吃臭豌豆。那剩下的一元五角就是用來彌補交易成本、利潤、監管的，省這個錢就等同于省監管、運費，省廠家的利潤（里面包含了廠家的信譽擔保），最終就等于省了質量，也就必然出問題。免費午餐、營養午餐項目，因每個學生的資源并不多，而且分散，所以承擔不起很大的監管費用，發錢給家長順人性，家長做飯必然效率最高，也更安全，大多數父母不需要監管，監管成本也最小。

　　但人性又是復雜的，須承認家長中有不負責任之人。而且，家長追求的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免費午餐追求的是孩子利益最大化，這中間有區別。我們要直面人性。人性是復雜而多變的，既有拋棄自己的殘疾孩子的自私和無奈，也有奶奶陪著殘疾孫子上學的無私和奉獻。我們要相信人性善的一面，但也要警惕它惡的一面，然后，分別加以利用，把不同性質的制度嫁接到不同的人性上。監督的制度往往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比如美國獨立檢察官斯塔爾調查時任總統克林頓的動機緣于黨爭，而不是保衛道德。而執行的制度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的，比如國外給有多個小孩的家庭發放補貼。

　　這就有了兩個原則：無權有愛者執行，有權有責者監督。無權有愛者，只能是親人。執行者必須是分散的，這樣才使單個執行者沒有向監管者行賄的能力，如果執行者是一個組織，在執行過程中能接觸集中的資源，徇私舞弊的動機就更大，也更有實力去規避監督。所以，分散的家長就是最好的執行者。

　　為了杜絕資源在分發、轉化過程中損失，從發放資源者到有愛的分散執行者手中的過程，資源必須是清晰、可計量、容易監督的資源——錢，而不能是看不清楚價值、不容易計量、不容易看出品質的資源——食物。

　　監督者必須是權威的、組織嚴密的、責權清晰的。負責監督的組織必須建立在利益分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較為嚴密的層級負責結構，才能傳遞監管壓力、形成監管動機。但家長委員會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其成員也并不具備天然的道德性。

　　實際上，并不是單純的人，而是人的身份決定著人在具體情境中的行為。可以依賴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身份；可以不相信人，不相信組織中的人，但可以相信為人父母者的親子之情。制度的作用既然是為了消除單個人的不確定性，那么需要從制度的目的，來選擇合適身份的人執行制度，以使組織能長久運行。

　　對一個個具體的家長，可以充分相信他們對自己孩子的愛。但如果從身份角度看待家長委員會的話，那么家長委員會就是一群“家長之一”組成的群體，而不是具體孩子的家長。身在群體之中，個體之愛就會淡化，所謂“有組織的不負責”，正是如此。

　　而且，家長委員會還會遇到一些實際困難。比如，這個組織并無權力，即使他們的孩子在其中，他們為監督，為幾十個孩子所付出的代價，顯然遠遠小于他們自己一個孩子因之而取得的利益，基本上他們的盡職工作是建立在他們具備高尚情操基礎上的。家長監督家長，無權威、無工資，付出與收益不成比例，自會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

　　自然，對這個組織不能給予人性善的假定，而應把監督組織對接在人性惡的假定上，從人性惡的角度去設計制度，不依靠組織中人的情操，而依靠嚴密的層級、獎懲、升遷等等制度。

　　這從鄉村之中不可能培育，但有現成的可以用，即“政府-學校-老師”這個責任結構。這個責任結構不但在嚴密的政府體制中，有成熟的獎懲制度，會較為嚴格執行相關的監督職責，而且老師也天然地具備對家長某種程度上的權威。對那些不能完成給孩子準備午餐任務的家長的督促，不管是來自家長委員會還是來自學校和老師，對于這些家長而言必然是尷尬的、不舒服的。

　　比如說，對一個酗酒成性的父親來講，到底是兒子同學的奶奶更具權威，還是學校的老師或村官更具權威呢？這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