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5月8日,南陽醫專附屬第二醫院28歲的女醫生張娟留下一封遺書后,在家中服毒欲自殺,后被家人發現并送到醫院搶救。5月10日,處于深度昏迷狀態的張娟蘇醒,但在找她麻煩的病人家屬看來,這場“醫療糾紛”,無法因她自殺以“自證清白”的舉動得以平息。
張娟的“遺書”,充滿了憤懣、絕望與無奈,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前些年,筆者在一家都市類報紙做社會新聞時,多次看到過類似的醫生寫的“書”。最難忘的是一位從事二十多年醫務工作的優秀兒科主任,因看到同事被“關系很硬”的患者困在值班室二十幾個小時不能獲救而崩潰,懷著傷感放下她曾引以為理想的醫療事業,改行去做別的事情。
緊張的醫患關系導致女醫生張娟決然自殺,悲劇背后值得深思的是,醫生為何成為醫患關系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對于心理壓力巨大的醫生而言,如不及時排解他們的憂慮,又如何能夠保證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導致張娟自殺的這起事故,醫院或許存在一定程度的疏漏,譬如是否對家屬盡到足夠的告知義務,導致家屬在面對新生兒高燒時不能采取正確的就醫措施,延誤了救治時機。但就女醫生張娟個人而言,在患兒出院、自己下班的情況下,她電話解答患兒家長提出的問題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患兒家屬到醫院大鬧給醫院帶來的困擾不能轉嫁到張娟的身上。從遺書中可以獲知,張娟因為“領導批評”和擔心無休無止的醫鬧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壓力未得到紓解的途徑,最終導致她用極端方法來應對困擾。
在醫患糾紛中,醫院應該承擔起解決矛盾沖突的主體責任,而不是將醫生個體推至沖突的最前沿。尤其是在責任認定尚不清晰的情況下,作為公共機構,醫院應妥善處置糾紛,避免醫生受到無辜傷害。
此外,現在的醫患矛盾讓醫生這個群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醫院應有針對性地對醫院職工進行適當的心理疏導,消解不良情緒的影響。
紙刀(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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