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5月8日，南陽醫專附屬第二醫院28歲的女醫生張娟留下一封遺書后，在家中服毒欲自殺，后被家人發現并送到醫院搶救。5月10日，處于深度昏迷狀態的張娟蘇醒，但在找她麻煩的病人家屬看來，這場“醫療糾紛”，無法因她自殺以“自證清白”的舉動得以平息。

　　張娟的“遺書”，充滿了憤懣、絕望與無奈，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前些年，筆者在一家都市類報紙做社會新聞時，多次看到過類似的醫生寫的“書”。最難忘的是一位從事二十多年醫務工作的優秀兒科主任，因看到同事被“關系很硬”的患者困在值班室二十幾個小時不能獲救而崩潰，懷著傷感放下她曾引以為理想的醫療事業，改行去做別的事情。

　　緊張的醫患關系導致女醫生張娟決然自殺，悲劇背后值得深思的是，醫生為何成為醫患關系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對于心理壓力巨大的醫生而言，如不及時排解他們的憂慮，又如何能夠保證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導致張娟自殺的這起事故，醫院或許存在一定程度的疏漏，譬如是否對家屬盡到足夠的告知義務，導致家屬在面對新生兒高燒時不能采取正確的就醫措施，延誤了救治時機。但就女醫生張娟個人而言，在患兒出院、自己下班的情況下，她電話解答患兒家長提出的問題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患兒家屬到醫院大鬧給醫院帶來的困擾不能轉嫁到張娟的身上。從遺書中可以獲知，張娟因為“領導批評”和擔心無休無止的醫鬧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壓力未得到紓解的途徑，最終導致她用極端方法來應對困擾。

　　在醫患糾紛中，醫院應該承擔起解決矛盾沖突的主體責任，而不是將醫生個體推至沖突的最前沿。尤其是在責任認定尚不清晰的情況下，作為公共機構，醫院應妥善處置糾紛，避免醫生受到無辜傷害。

　　此外，現在的醫患矛盾讓醫生這個群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醫院應有針對性地對醫院職工進行適當的心理疏導，消解不良情緒的影響。

　　紙刀（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