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癥，透析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并用這個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廖某稱愿意賣房退賠。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即便是隔著電腦屏幕，人們也能聽見一個丈夫被迫“詐騙救妻”的沉重嘆息。因為貧窮，因為昂貴的醫療費，也因為一份難以割舍的親情，這個“貧窮的家庭”最終鋌而走險，走上了詐騙之路。這樣的新聞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們心底的波瀾。幾年前，北京就有農民為獲得入獄免費治療的機會故意搶劫。

　　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本應該有著和常人無差別的愛與尊嚴，但當他們的境遇與“疾病”、“社會保障救濟”、“養老”、“教育”等詞語相聯系時，尊嚴往往分崩離析，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這，恐怕不僅是一個貧窮卻堅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會救濟與保障制度的悲哀。

　　“對貧弱者的態度，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標志”，這句話置換到丈夫“詐騙救妻”的語境中，其實正可以測量出這個社會的溫度。當整個社會的保障救濟進程在不斷提速的時候，還有一些群體依然處在不為人知的暗角，舔舐傷口獨自哭泣。當他們遭遇困境時，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濟他們的保障制度，表達親情與堅守，便會成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這時，用遠離文明與法治的極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為他們最無奈的方式。

　　不妨再復述一下那個故事：在美國經濟最蕭條的1935年冬天，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饑餓偷盜面包，她說：“我需要面包來喂養我那幾個餓著肚子的孫子，他們已經兩天沒吃到任何東西了”。這時，從旁聽席中站起來一個40多歲的男人，他脫下禮帽，往里面放進10美元，然后說：“各位，我是紐約市長拉瓜迪亞，現在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如今，面對一個不得不“詐騙救妻”的丈夫，誰又該為自己的冷漠付費？（李妍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