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在中牟縣拍賣超編公車一事中，主持該批公車價值評估的鐘壘，身兼主持此次拍賣的拍賣師職務。（7月16日《大河報》）

　　所有欲蓋彌彰，不過一語成讖。一連串的“反常”，不過為了杜絕真相流傳后的種種聯想。

　　還是網友說得好，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編故事。回頭看這件事，確實多有懸疑：一者，既然按規定，評估公司、拍賣公司必須互相獨立，那么，為什么程序上要趟渾水？二者，既然相關部門認為這種“二合一”的兼職并無不妥，為什么要抵死狡辯，在網絡公示中動用“橡皮擦”？三者，一個買主競拍到的車里，竟然就出現4年未年審、無法打火、違章未處理等問題。競標前不把這些情況講清楚，算不算交易欺詐？至于“年審”、“違章”的賴皮，難道真是某些公權VIP露出的小尾巴？

　　39.11萬元的成交價格是多是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拍賣超編公車不能成為權力私相授受的一個“新財機”。

　　主動拍賣當然是好事，但如果賣不好，恐怕又會為新的尋租開辟道路。公眾的擔心顯然不是多余的，在買賣問題上，少數權力往往有極端的傾向：只買貴的，只賣便宜的。專家估計，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國有資產每年損失量達5000億至6000億元，約占當年GDP的6.6%至8.6%。

　　這種異化的“改革成本”，既可能是失范權力的最后一搏，也可能是公權自肥的一種慣性。凡涉國有資產或公共資源交易的地方，就當以最大限度的避嫌求得最小限度的損失。于此而言，沒有什么比“無賴假定”更合適、沒有什么比公開的監督更得力。 （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