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凌晨，四川成都某高校外國語學院教師、剛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羅洪玲，從一座公寓的13樓墜下，當場身亡。作為廣大“同妻”的一員，羅洪玲之死引發轟動。而其丈夫也曾通過微博公開向羅洪玲道歉，承認以“同性戀”身份騙婚(7月18日《成都商報》)。

　　據公益組織統計，國內約有3000萬—5000萬同性戀傾向者。男同性戀中有90%在社會輿論壓力下選擇婚姻，他們的配偶大多對此一無所知。“同妻”之痛，不僅在于無性婚姻和疾病傳播風險，更在于夫妻互動的匱乏。對于“同妻”來說，婚姻只有“花架子”，婚姻質量和幸福指數都成了鏡花水月。

　　在這種特殊的婚姻關系中，丈夫“出柜”行為和婚前隱瞞很難用法律形式來追責，這一方面反映法制建設的滯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婦女權益保障的缺失。礙于“臉面”忍氣吞聲不愿意表達也好，苦于“門路”堵塞不通無效表達也罷，同妻們很難為“沉沒的聲音”尋找到出口。

　　女博士“同妻”之痛之所以引發大關注，一是人物重要，當“女博士”這個標簽和“同妻”這個曖昧難清的字眼聯袂登臺，無疑刺激了公眾那漸趨麻木的神經和挑剔的味蕾；二是事件新奇，不堪忍受“同妻”之痛的羅洪玲采取了跳樓自殺的決絕方式來告別這個給過她歡喜也給過她悲傷的世界。

　　社會學研究認為，當人們面對不滿，大體有五種行為選擇：退出，忠誠、表達、忽略、投機。面對“空殼子”婚姻，在忠誠不可行、忽略不可能、表達不順暢、投機無從談起的背景下，“退出”便成為人們最常規也最有效的行為策略。然而，羅洪玲老師并沒有采取法律手段來解除婚姻關系，卻以終結生命的方式來“退出”，令人唏噓和傷感。

　　逝者已矣，愿她在另一個世界里沒有哀愁，不再悔恨。我們也不能揮舞著道德大棒，對羅老師昔日的丈夫橫加指責。當務之急，一是要消弭社會歧視，對同性戀這一特殊群體予以更多的社會關注；二是要加強“同妻”的權益保護，讓制度“補血”慰藉她們受傷的心靈。這一切，正是以生命之名叩問“同妻”之痛帶給我們的社會啟示。（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