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組織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民訴法修正的一大亮點，它意味著社會組織發起公益訴訟師出有名，有法可依，但是確定的訴訟主體——“有關組織”的說法過于含糊，不好操作。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8月31日表決通過了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增加了關于“公益訴訟”的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有關專家認為，這一條款的確立使我國公益訴訟制度邁出跨越性一步。（詳見今日本報A02版）

　　近年來，公益訴訟漸為人知，比如郝勁松狀告鐵道部拒開發票案，李剛狀告全國牙防組虛假認證案，前不久北京“自然之友”等公益組織就云南曲靖鉻渣污染提起公益訴訟等。公益訴訟維護的不是某一個特定人的利益，而是維護公共利益，與每個公民都息息相關，特別是當下，有的地方公權力失控，視公民權益如無物；一些壟斷企業傲慢侵犯公民權益而不自省，公益訴訟應該得到更大范圍的實踐。

　　遺憾的是，公益訴訟雖然在一些地方有了司法實踐，但步履艱難，踉蹌前行，常常遭遇立案難、取證難，更不要說勝訴了。究其原因，公益訴訟缺乏立法支持。具體而言，修改前的民訴法并沒有賦予公民或社會組織公益訴訟的權利，由于社會組織不具備原告的資格，因此公益訴訟行進緩慢，敗多勝少，甚至連立案都難以實現。

　　如今，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民訴法修正的一大亮點，它意味著社會組織發起公益訴訟師出有名，有法可依，這必將激勵更多的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發起公益訴訟，不僅有理由維護公共利益，改善我們生存的環境，還將推動公權力依法行政、相關企業遵紀守法。

　　不過，需要提及的是，盡管公益訴訟已被納入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也確定了訴訟主體——有關組織，但“有關組織”的說法過于含糊。權威統計顯示，目前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有462000多個，其中25萬左右的名稱叫“社會團體”，約20萬是“民辦非企業單位”，還有2000多個是基金會。這46萬多家社會組織，不可能都具有發起公益訴訟的資格。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王勝明認為：“哪些組織能夠適宜提起公益訴訟，我認為有關部門可以事先商量一個辦法，劃個杠杠。”劃杠有必要，但是門檻不宜過高，否則僅有少數的社會組織有資格提起公益訴訟，或將影響公益訴訟的健康發展。

　　一方面固然應明確公益訴訟的具體主體，另一方面也應該強化監督措施，以遏制相關法院故意不立案，或給立案人為制造障礙。

　　此外，公益訴訟的一大難題是取證難，如何破解亦需關注。比如，公益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調查云南曲靖鉻渣污染時就頗費周折，據報道，該組織志愿者決定實地走訪鉻渣堆放地，但遭遇企業保安的攔截，還搶走了調查人員的相機和錄音筆。最終，經過警方的協調，志愿者們拿回相機和錄音筆后，發現照片和錄音都已被刪除。如果無法取得核心證據或有效的佐證，即便法院立案了，但難以勝訴。

　　當然，更應該看到，發展的中國需要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公民挺身而出捍衛公共利益，飛速向前的時代也必能催發更多的人葆有權利意識，關心我們的生存狀態。公益訴訟不會一帆風順，但只要公民精神不老，建設美好家園的腳步不停止，公權力就會變得節制，一些傷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就會有所畏懼。（秦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