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吳忠黃河大橋輔道橋在今年7月撤銷了存在10年的收費站，正當群眾拍手稱快的時候，當地政府部門卻在路口設置了路障，通車道變成了死路，行人和車輛都無法通行。（10月14日中廣網）

　　作為公共服務者的政府居然會封堵公共服務設施，荒唐得實在離譜。地方政府自然會覺得理不直、氣不壯，于是拋出“安全考慮”的理由：“高速公路和輔道是并行的，中間只是用隔離墩分開的，太不安全”，然而兩路“并行”已有十余年，為什么恰好是撤了收費站才開始考慮百姓安全問題？“取消收費后，隱患將會更大”，兩路并行的安全隱患與“收費”有什么關系？

　　其實原因是明擺著的：這邊一座免費通行的大橋，那邊3公里處一座收費大橋，這邊若不堵死，車輛全從這里走，那邊的收費橋便收不到錢了。由此，我們看見了一幕“立體”的“攔路搶劫”。無利可圖，寧肯把大橋封死也不讓走，地方政府公司化——唯利是圖的行為方式，簡直有點無以復加，甚至連遮羞布都不要了。

　　“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模式走到今天，目的性似乎越來越出現顛倒的趨勢：借機生財，把收費站當成印鈔機，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已經比修路養路更重要。很多公路還清貸款后繼續收費，還有很多公路似乎已經沒有了“期限”概念，有些公路只收費不怎么養路——路況極差，高速路不高速，但收費毫不含糊。公眾紛紛質疑，所收費用去了哪里？

　　收費公路演變為靠路生財，很大一個問題在于，基本不存在有效監控收費過程與去向的機制，地方政府在收費問題上的角色幾乎就是多位一體：批準收費、操作收費、支配收入、收費收支監管，等等，都是自己跟自己說話。即便省級部門掌握審批權力，但實際上也多是利益分享方之一。

　　不管是“堵路搶劫”，還是“無利不起早”，最需要反思的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問題——本應把公共服務放在第一位的政府，為什么總是把創收、生財視為第一要務？以至于沒了油水就制造麻煩。我們的行政模式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馬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