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系淪為利益博弈關系，而不是傳統的“信托”關系，必然割裂醫患信任，制造醫患矛盾。解開醫患關系“死結”，固然要從利益入手，但也要導入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正能量。

　　心臟支架9倍暴利、堪比販毒的舊話題被專家再度提出之后，有關醫療的話題再次升溫，引發社會對醫患關系的再關注、再思考。不知何時起，彌散著古典意蘊的醫患關系，淪為某種利益博弈關系，矛盾、沖突、不和諧由此觸發。

　　傳統儒家將修身與治國并論，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形成“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價值取向。“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于情。篤于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清代醫家喻嘉言語），仁愛、濟世、修道，成為古典醫學的理論基礎與倫理基石。當然，古代醫生也講錢，但其收益無疑是多元的，精神與物質俱存。且獲得患者的信任，贏得良好的職業聲譽與社會地位，比純粹的金錢更為醫德高尚的醫生所看重。

　　古代醫患關系是一種“倫理模式”或者說“文化模式”，道德是推動醫生懸壺濟世的最大動因；而現代醫患關系多半是“技術模式”，道德因素被降到次要位置，經濟利益是主要動因。本來，醫療是一個特殊服務業，醫生在服務過程中擁有絕對值的信息優勢，他不僅決定了治療方式，還決定了病人使用什么樣的相關產品與服務，如藥品與醫療儀器。信息不對稱的結果，就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容易在市場中獲取較多的利益。不幸的是，醫療市場正是如此。醫療的過度市場化，使得患者作為人的符號越來越弱，利益的信號越來越強，心臟支架9倍暴利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作為信息貧乏的一方，患者本來就患上“信任焦慮癥”，當這種焦慮無法得到有效排解，甚至被無情現實反復強化的情形下，容易產生防范、抵觸乃至逆反。哪怕對方提供信息是充足的、正確的，也難以獲得認同、信任。患者不信醫生，醫生懼怕患者，于是乎患者要拿著錄音筆與醫生交談，醫院要配警務人員……也就不足為奇了。

　　醫患關系淪為利益博弈關系，而不是傳統的“信托”關系，必然割裂醫患信任，制造醫患矛盾。解開醫患關系“死結”，固然要從利益入手，譬如加重醫療服務的公共權重，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加強對醫院監管，改變“以藥養醫”之格局。然而，這些都是市場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緩患者費用支出問題，并不能從人文層面有效拯救業已處于缺乏信任、感情淡漠堅冰下的醫患關系。

　　俗話說，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煩死人；文化管人，才能管住人。要使醫生對自己社會角色有強烈的認知，珍惜自己的羽毛，以“醫者父母心”的境界對待患者，必須導入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正能量，借鑒古代醫患的合作關系，合作共贏。“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無論醫學教育，還是醫療實踐，都要有意識地回歸仁的傳統，才能“回到原點”。（評論員 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