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6日深圳保釣游行中，來自河南周口農村的李某成了警方通緝的暴力砸車者。事后，他說：“如果當時發生戰爭，哪怕讓我當炮灰我也愿意。”而李某曾是個老實勤快的保安，熱心做義工。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難將他與“違法”、“犯罪”、“拘留”這些詞聯系起來。（10月17日《中國青年報》）

　　不懷疑李某“愛國”的真誠，也不懷疑李某平時是個“好人”，可為什么“好人”會違法作惡、在游行當天暴力砸車呢？這不僅需要他個人深思，也值得整個社會反思。

　　在我看來，首先是教育的缺失。教育要著意告訴人們如何識破謊言，不僅是他人的謊言，還有自己的謊言。“愛國”和“守法”是不沖突的，當某些打著愛國旗號的行為違犯了法律時，那肯定是其中夾雜著難以言說的私貨了。西安砸傷日系車主的蔡洋以“我是愛國”自辯，北航打人教授韓德強的“大象走路哪顧得了螞蟻蟑螂”之論，即是如此。

　　校園教育也沒有告訴人們如何在腦中繃緊弦，抵抗群體情緒的同化。在集體行動中，人的情緒容易被點燃，尤其是在“愛國”、“自由”等口號的感召下，個人的責任虛無化，易受到他人影響，由于有了“替天行道”的虛幻正義感，又有了“法不責眾”的底氣，違法行為就容易發生。

　　其次，是常識的斷裂。愛國應先愛國民，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愛國才不至于成為害國，這本是常識。其實，早在五四運動時，時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就強調“每個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胡適后來也有“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振聾發聵之言，遺憾的是，那些常識和教訓在經過了時代的變遷后，多被世人所遺忘。

　　最后，是政府的不作為。幾年來，“愛國”游行屢有發生，對于此類群體性活動，政府本應及時拿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可在個別地方，砸車打人的事件還是發生了多起。雖然在西安受重傷的日系車主李建利放棄了對公安局不作為的起訴，但這并不意味其責任就不該被追究。如何補償受損民眾、如何界定公安機關在游行中的責任應盡早提上日程。

　　該反思的不僅是打著愛國旗號砸車傷人的行為，還有這種行為背后的深層邏輯。打人砸車者會受到法律的懲處，但需要“補課”的，不僅是他們。（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