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這么多的李某或蔡洋，仿佛與生俱來就知道愛國，卻自始至終不知道如何去愛，如何表達愛？他們如此樸素，但他們為何同時也如此激憤而偏狹？

　　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難將他與“違法”、“犯罪”、“拘留”這些詞聯系起來。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隊里，他工作老實勤快，半年時間就被提拔為隊長。每天下班后，他制服都顧不得換下，就趕到義工服務站做義工，“一輩子沒干過違法的事兒”。但這樣一個來自河南周口鄉村的年輕外來務工者李某，卻在9月16日深圳保釣游行中，表現出暴力的一面，成了警方通緝的暴力砸車者。直到在報紙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頭像，李某才突然意識到，整個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個“犯罪分子”。李某，在深圳警方通緝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他是第一個自首的。

　　走在9月16日深圳的大馬路上，李某從起初的尷尬，到投入地高呼口號，到后來打砸防暴車被通緝，這已不只是他一個人所經歷的吊詭或跌宕。當喧囂散盡，獨自留在輿論場茫然而無助的李某，固然是一個讓人痛惜的時代個體形象，但也恰恰提供了關于一個群體的樣本意義。

　　從深圳李某，到西安砸車者蔡洋，再到媒體所指一些地方的打砸者多為1990年前后出生、學歷不高的外來務工者。一直以來，他們都是這個社會中最質樸的那一群人，盡管他們始終干著“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活兒”，也常常覺得“自己活得挺窩囊的”，但他們一樣心懷夢想，渴望改變。

　　然而，在一場浩大的活動之后，他們卻被改變了，不得不接受一個自己并不想要的社會形象。這樣的“巧合”固然不能引申為對群體的評價，但當幾乎相同的遭遇，同時發生在幾乎有著相同命運的底層人士身上，這種“巧合”卻毫無疑問地加深了一種有關時代與現實的悲劇感。

　　李某固然應為自己的行為買單，但這種悲劇的成因卻值得反思。“在狂熱的人群中，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么。”“他當時還不太明白，參加‘愛國游行’怎么就被帶到了派出所。”關于李某的這些描述，有著刺目之痛。這個慨然表示“如果發生戰爭，當炮灰我也愿意”的樸素愛國者，始終不曾明了愛國表達與暴力行為的區別。這個在工作中從來沒違反過“不能聽歌、看書、玩手機”規定的年輕人，始終不曾明了法治與文明的行為標準。

　　為什么有這么多的李某或蔡洋，仿佛與生俱來就知道愛國，卻自始至終不知道如何去愛，如何表達愛？他們如此樸素，但他們為何同時也如此激憤而偏狹？如果說底層民眾從不缺乏被動員的因子，那么又有誰來盡些相關的國民教育之責？“在改善或惡化群眾的頭腦方面，教育至少能發揮一部分作用。”使民眾合法而理性的表達，并且使之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正是公民教育的訴求，亦正是一些參與打砸者所缺失的國民素質。如果說悲劇感，說反思或教訓，大抵在于此了。

　　面對李某，或者蔡洋，誰也沒有權力以某種高高在上或袖手旁觀的姿態，來僅僅對他們進行嘲笑、同情、指責或無視。這是因為，他們同樣是我們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國家的現實生活，也是走向法治與文明的現代化中國必須正視的公民教育盲區。（新京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