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規范化改革，既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得到進一步貫徹落實，也使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得到進一步保護；既使社會矛盾得到進一步化解，也使公正廉潔司法得到進一步保證。

　　從2010年10月1日起，一場被法學界稱為“法官的自我革命”的量刑規范化改革在全國3000多個法院全面展開試行。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披露，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以來，已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效。量刑規范化改革試行以來，量刑依據更加具體、明確，有效促使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好地認罪服法。

　　作為司法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標志，量刑規范化具有相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因其運行過程中的神秘感和抽象性，常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極易引發合理懷疑。具體個案中，自由裁量權被濫用的現象也客觀存在，影響了司法公正。規范裁量權，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首先從程序上保障量刑的公正，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預測性。其次，規范裁量權，壓縮“自由裁量權”，減少“幕后交易”。法學教授徐國棟曾指出，“法律規定的數量與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成正比；法律的精確度與法官自由裁量權成反比”。只有嚴格規范裁量權，才能避免“沒有邊界的權力”。

　　量刑規范化改革揭開了刑事司法活動的神秘面紗。傳統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不但法官難以說清量刑過程和依據，當事人和老百姓也難以理解量刑結果是如何得出的。量刑規范化在具體案件的成功實踐與適用，使司法公正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庭審公開、量刑過程公開、裁判結果的公開，有效引導了控辯雙方提出合理的量刑建議，將解決部分人對法院量刑存在暗箱操作的質疑，讓公平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最終提升司法公信力，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同案不同判”問題。從各地的試點來看，刑事案件上訴率、抗訴率、上訪申訴率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如，井岡山市、延吉市法院等地法院刑案上訪申訴率均為零，上海普陀區法院當庭宣判率、服判息訴率為100%。

　　量刑規范化、科學化是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是刑事正義的另一半工程。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而不公正的審判是毀壞法律。”量刑公正是量刑的基本價值理念，也是量刑規范化的終極目標所在。量刑規范化改革的核心之一，即是對量刑的情節和刑罰的法定幅度進行技術上量化，它不僅僅為犯罪者提供了一個所受刑罰的預期，還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此時此地所發生的犯罪與彼時彼地所發生的相同犯罪受到大致相同的刑罰懲罰。

　　量刑規范化改革，破解了秘而不宣的量刑“暗箱”，將酌定量刑情節予以固化，統一量刑情節的適用標準，縮小了法條的“彈性”，規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已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既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得到進一步貫徹落實，也使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得到進一步保護；既使社會矛盾得到進一步化解，也使公正廉潔司法得到進一步保證。隨著社會發展及公民法治意識的增強，公眾期待刑事司法不僅要定罪準確，還要量刑公正；不僅期待量刑實體公正，還要求量刑程序正當；不僅要求量刑規范，還期望量刑透明。所以，還應進一步提高量刑過程的透明度，充分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切實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朱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