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捆綁“計生證明”，不過是打著“計生”的幌子，進行行政亂作為。根治這種計生亂象，需要通過清理“計生證明”的“捆綁”亂象，徹查行政亂作為。

　　據報道，近日中山大學校內一餐廳在辦理《餐飲服務許可證》時，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山大學校長本人的計劃生育證明，而衛生部頒布的《餐飲服務衛生管理辦法》則未要求辦理該證時須提供負責人的計生證明。對此，番禺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為配合番禺區當地計生局工作的需要”。

　　不久前，國家計生委下發通知要求解決“計生辦證難”，現在“難度”還未得到切實解決，又爆出計生證明“高附加值”的新聞，無疑讓這一問題更加引人注目。

　　餐飲服務許可，和餐廳法人是否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毫無關系，當地做此“捆綁”，既有悖常理，也涉嫌違反行政許可法。在《餐飲服務衛生管理辦法》沒做相關要求的情況下，番禺區食藥監局下發的一紙《辦事指南》，就規定了凡辦理《餐飲服務許可證》和《藥品經營許可證》，均需提供負責人的計生證明。這樣的“指南”是如何出臺的？

　　一段時間以來，包括“準生證”在內的一些“計生政策”，遭到的批評很多。原因即在于，這些證明不僅辦起來耗時漫長、程序繁瑣，而且現實中和太多東西做了捆綁，比如一些地方沒準生證辦不了個人生育保險，母親不上環就不給孩子落戶，沒有相關計生證明孩子不能入學等。現在的“辦餐館要計生證明”，則以一種更加荒誕的方式提醒：計生政策在執行過程當中究竟異化到了什么程度，甚至變成了侵犯民眾權益的工具，理應進行清理。

　　在一些地方，“計生證明”正在變成一個“筐”，只要是一些地方公權力部門想做的，都可以往里裝。因為計生是國策，捆綁相關公共服務或者行政許可時，往往更加無所顧忌。而“計生政策”承載的社會服務越多，其功能性就越強，相關操作部門的權力空間就越大，而這種因公共服務的無限捆綁帶來的部門權力的膨脹，不僅于法無依，還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需要提醒的是，計生的國策固然重要，但在落實的時候，也不能無視法律法規，凌駕于法人單位或公民的基本權益之上。否則，在其他政府部門的“配合”下，計生部門表面上看是較好地控制了人口生育率，實則設置了若干人為的障礙，是以民眾的權益犧牲為代價的。這顯然有違計生政策的初衷。

　　因而，連開餐館都捆綁上“計生證明”，不過是打著“計生”的幌子，進行行政亂作為。根治這種計生亂象，需要通過澄清和清理“計生證明”的“捆綁”亂象，徹查行政亂作為，讓計生的歸計生，衛生的歸衛生，餐飲的歸餐飲，各行其道，各守其規，還公共服務以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