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3年，北京、陜西、浙江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按照上調過后的數據，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為15.2元。而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仍然是深圳，為1500元。（1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歲末年尾，各地比拼最低工資標準已成為“時令活兒”。因為根據2004年勞保部頒布的《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顯示，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包括北京、陜西、上海、廣東以及深圳在內，共有23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且大部分省市調整幅度超過10%，部分省市調整幅度甚至高達20%以上。遺憾的是，數字上的底線不斷調整拉升，但現實中的底線卻不斷被突破撕裂。

　　數日前，中國之聲“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報道：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農民工欠薪案件比往年有所增加，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更表示，要切實保障春節前農民工工資的支付，并盡快建立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長效機制。與宏觀形勢對稱的，是底層勞動者的真實心聲，“經濟形勢不好，加上欠薪行為越來越復雜和隱蔽，如今討薪真是越來越難了！”

　　這是一種令人揪心的分裂：一方面，“工資增長”、“收入倍增”成為炙手可熱的時髦語匯，僅過去的一年中，6月份，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提出，要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年增長目標為13%以上；隨后十八大報告則明確提出，2020年要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及至12月18日人社部在全國工作大會上表示，2012年，中國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過去五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幅為12.6%。

　　另一方面，“河南農民工討薪遭重毆”、“多部門聯手討薪”等正反面新聞仍在眼前層出不窮。欠薪的被打被起訴、逃薪的很惡很囂張，若干年前的景象，仍在所謂“劉易斯拐點”逼近的今天翻版上演。而誠如《法制日報》所言，“在年復一年的討薪難的語境下，農民工討薪的手段也逐漸走向極端化，一些陷入絕望的農民工甚至作出殺害欠薪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當此語境下觀之，“討得到薪”恐怕也是最扎實的“最低工資標準”。

　　真正耐人深思的，并不是法律的缺位，而是勞動者的持續弱勢。《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以及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除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額支付勞動者工資報酬外，還需加發相當于工資報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經濟補償金。且不說各地的工資支付保障辦法、工資保證金制度、欠薪黑名單機制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更是將“惡意欠薪”寫入刑法典。只是，法律是法律，現實歸現實。那么，既然法律和制度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還能幻想通過《工資支付保障條例》等所謂“補丁”來一勞永逸嗎？

　　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及行政對司法的過度干預，才是造成“勞弱資強”格局的根本。全球經濟下行明顯，招商引資更為艱難，這個時候，欠薪的老板不更是財政的“娘”？不改變逆淘汰明顯的薪資環境，即便有再多的法令、再高的最低標準，勞動收益權仍會遭遇“衣不蔽體”的命運。眼看就是春節在即，各地既要比比新年的最低標準漲了多少，更要比比眼下欠薪的規模與討薪的悲愴。畢竟，拿得到的錢，才是真標準。（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