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5日發表的報告中稱，未來兩年內中國一些地方融資平臺的違約風險將顯著上升。去年末財政部、發改委等四部委也曾聯合下發通知，規范和約束地方政府融資行為。我認為，要充分理解融資平臺負債的潛在風險，首先要弄清背后的影響因素。

　　首先是城鎮化加速與既有城市投融資結構之間的矛盾。在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下，市場化的城市建設投融資體系尚未建立，地方政府成為毋庸置疑的投資主體和責任人。由此來看，只要地方政府的投資職能不從根本上轉變，不能引入更多的民間投資者，那么它就會面臨更大的融資壓力；而在現有的城建投融資結構下，這種壓力就會落在各種各樣的地方融資平臺身上，并且轉化為直接或間接的政府負債。

　　政府政策和規則的變化，將成為影響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直接因素。一方面，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在經濟出現過熱苗頭時，解決融資平臺債務風險就成為重中之重，而在經濟下滑趨勢加劇時，對融資平臺債務的約束就會有所放松。另一方面，在當前中央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雖然許多地方開始調低GDP增長預期，但仍有多地的巨額投資計劃上馬，表明了“以質量代替速度”的模式轉變，在當前還缺乏有效的支撐。

　　也要重視財稅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從根本上看，融資平臺債務問題的背后，反映出當前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內在矛盾，也表明現有財稅體制需要盡快改革。在適度約束地方政府投資職責的前提下，一方面，如果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分權機制、地方獨立的稅收汲取機制能有改革進展，則地方政府面臨的財力約束就會弱化；另一方面，若是地方債務融資模式能夠有所突破，如建立起合理的地方債券發行機制，則地方融資壓力就能進一步緩釋。這些都會使得地方政府降低通過融資平臺的負債沖動。

　　就本質上講，地方融資平臺債務也體現出財政與金融的結合點，而金融創新同樣能夠對其產生復雜影響。例如，如果未來國內債券市場改革進一步加快，市場容量和規范性提升，則推動融資平臺債務的債券化，也是一條可選的道路。作為起點，就是把融資平臺的債券改造為項目收益型市政債券。

　　再比如，在地方投融資體系中引入各類新型的金融手段或工具，有助于降低直接或間接的地方債務壓力和風險。其中，推動各類地方國有資產的證券化，是解決現金流壓力的著眼點；促進包括項目融資、股權投融資等模式的創新，也是引入民間投資，實現資本多元化的途徑。在未來兩年，如果這些領域的金融創新能夠迅速推進，則將對解決融資平臺債務問題提供新的視角。（楊濤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 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