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今天中國的改革就像轉動“利益魔方”，無論色塊如何組合、方案怎樣調整，似乎總是難以達到皆大歡喜的局面。出租車改革，無疑為此增添了新注腳。

　　日前，北京市公布了出租汽車調價聽證方案，兩套方案均將起步價由10元調到13元，每公里計程價格一個方案提高到2.3元，一個方案提高到2.6元。相關負責人表示，不允許變相提高“份錢”，漲價收益全部歸出租車司機。兩套方案的價格聽證會，也將在5月23日召開。

　　平心而論，與其他一線城市相比，北京的出租車價格確實偏低；而從2006年至今，出租車價格7年未有調整，其間油價上漲、物價上升，出租車司機收入較低也是不爭的事實。適當漲價既能提高司機群體的收入水平，也能激發其出車積極性，緩解高峰時段的打車難。北京市直面矛盾，抓住公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推進改革值得嘉許。

　　然而，圍繞調價方案，各方卻還存在不少爭議。輿論場中不乏“為什么改革就是漲價”的質疑，一些的哥也對增收不敢樂觀，一來擔心價格上漲會導致乘客減少，二來憂慮盡管相關部門反復強調“調整收益全部歸駕駛員所有”，但是缺少相關保障，誰能保證出租車公司不會變相提高“份錢”？而面對紛至沓來的質疑之聲，出租車公司聲稱經營并非“暴利”，同樣“壓力山大”。

　　細審之后發現，公眾質疑并非僅僅因為漲價，而是對漲價的合理性期待更多解釋。在當前出租車特許經營的前提下，需要建立相應的成本公開機制，及時披露出租汽車公司的成本構成。與此同時，也應建立相應的投訴和處理機制，管理部門不僅要對司機拒載等問題加強監管，也要對公司侵害員工利益的明顯不公進行調處。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公眾的“負面猜想”，確保漲價收益真正落實到司機身上。

　　說到底，乘客擔心轉嫁成本也好，司機憂慮增收擱淺也罷，都關系到出租車公司、出租車司機與乘客這三方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抓住這個關鍵環節也就抓住了此輪改革的“牛鼻子”。也只有做好三方的利益協調，出租車調價方案才能實現改革初衷。

　　事實上，不能寄望于調價方案解決所有問題，政府部門不必把緩解打車難的雞蛋放在價格杠桿這一個籃子里，還應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比如說，強化電話訂車和網絡訂車服務，能夠促進供給與需求之間的有效對接，避免非高峰時段車輛閑置、高峰時段僧多粥少；再比如，完善乘客投訴和權益保障機制，盡量減少拒載行為，讓每一分運力都用在刀刃上。只有以更為精細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服務，才能實現出租車運力的最大化。

　　正如北京市相關負責人所言，“出租車價格調整，只是一攬子政策中的一個；同時也希望通過價格這個杠桿，來推動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漲價不是改革的全部，價格調整只是改革的開始。

　　圍繞當下的出租車管理改革，各種討論仍在繼續，不同觀點交鋒正酣。有利益表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改革遇到利益沖突就戛然而止，關鍵是耐心聽取各方訴求，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上求取利益平衡點。從這個意義上，能否以對話代替對立，用協商凝聚共識，形成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人們對出租車行業的進一步改革充滿期待。（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