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育廳財務處副處長兼審計處處長的馮哲，14年間受賄58起，案值249萬余元。如果算上不明資產及名下其他財產，這個數字可以膨脹到近2000萬元。日前，洛陽中級人民法院維持馮哲案原判，判處其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并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14年、9處房產、4個假身份證、千萬家底，這是馮哲受賄入刑的幾個關鍵數字。從職務來看，一個教育廳處級干部，能在十幾年內持續不斷地接受賄賂，并且累積達到千萬數額，實在令人咋舌。

　　由于涉及的具體事項過多、人事變動復雜，辦案人員光是赴全國各地調查取證就耗時近一年，相關材料裝訂了22本卷宗，共計4000余頁。問題如此之多，證據如此之多，除了“證實”馮哲手握巨大實權之外，也提出了一個問題，難道在長達14年的時間里，馮哲就沒有露出半點馬腳？

　　僅僅在幾天前，對于腐敗問題，各界目光主要集中在甘肅華亭、安徽蕭縣兩地前縣委“一把手”相繼落馬上。雖然兩縣偏安各方，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以“一把手”為首收受賄賂，形成覆蓋整個縣委、縣政府、鄉鎮機關的“行賄買官”網。其表現出的一鍋端式的“窩案”腐敗，被視為是“一把手”權力無限、不受監督的產物。

　　把“一把手”一手遮天的結論放在馮哲身上顯然與事實不符。不過，恰恰是馮哲的非“一把手”身份，說明目前的腐敗問題，已經不僅是不敢監督、沒有監督的問題。一方面，“一把手”獨撐大局，客觀上掌握著一級政府的各項資源調配權，確實難以讓監督機制發揮作用，即通常所說的不敢監督。但另一方面，馮哲案所呈現的情況則是，即便受賄者身份地位改變了，也不是沒有內部監督機制，可這些都不意味著有效監督的確立。

　　雖然這兩類腐敗案件，無論從特征到具體行為上都有著較大差別，但從監督“失靈”層面，它們又共同地指出了當下官場文化里的重大問題，對腐敗的無視化和腐敗的利益同盟化，很多時候，兩者相互作用。

　　權力過分集中、權力不受約束，追溯腐敗成因，固然是貪瀆的首要因素。具體到個案，像馮哲案中，審計處長身兼財務處副處長，管理設置之亂是滋生腐敗的溫床。然而，只要監督到位，前述“先決條件”并不必然導致腐敗。可現實是，大多數情況下，內部監督形同虛設。

　　實際上，當下的權力系統格局，老早“確立”了各部門甚至各崗位的權力范圍，而后者又與一定尋租空間對應。哪個部門甚至具體到哪個人有沒有權，相應官員、公職人員的生活水平與收入是否相符都不難察覺。但從官員落網的方式上，內部監督的比例極小。

　　兩種心態造成了這些現象，一種是井水不犯河水，抱著平時也在打交道的“同袍之情”，抑或見怪不怪的心態，壓根不會往揭發監督上想。一種是華亭、蕭縣這類窩案，自上而下的腐敗，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以至于有些參與者最初的動機不過是為了不脫離“組織”。

　　不管出于哪種原因，這種對腐敗行為敏感度低、寬容度高的不正常官場文化，的確為包庇、掩蓋，乃至腐敗泛濫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反腐敗要有制度建設，也不可忽視官場文化建設。（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