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我檢查主要是三條:第一條就是有點急于求成,急于求變心切,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政績觀樹得不牢。第二個問題,有時候有些主觀決策,知人不深,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樹立堅持不夠。第三個問題,主要是斗志有些松懈,做工不夠,缺乏那種拼命苦干實干勁頭,拼命勁頭在消減。”“我愛批評人,自己感覺主意正,感覺辦法多,就把自己擺在了干部群眾之上,奢靡之風我覺得還是有的。比如說,在八項規定之前我們也搞了很多活動,這些活動講排場,擺好的宴席。”做這個自我批評的,不是一般黨員干部,而是河北省兩位黨政主要領導人——省委書記周本順和省長張慶偉。

　　近日,在河北省委常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專題民主生活會上,人們看到中共久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重又出現。黨的總書記習近平也專程用四個半天參加了這個民主生活會,并就“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于改進黨的作風的重要意義做了講話,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本著對自己、對同志、對班子、對黨高度負責的精神,大膽使用、經常使用這個武器,切實提高領導班子發現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創造的一種解決黨員干部工作作風的方式,被譽為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所謂批評,是指對別人的缺點或錯誤提出意見;所謂自我批評,是指黨組織或個人對自己的缺點或錯誤進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從延安整風起,60多年來,“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幫助共產黨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警惕黨內出現的各種錯誤傾向和不正之風,鞏固和發展黨的團結和統一,起到了一定或者說很大作用。

　　不過,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共產黨的“得力武器”,在很多領導干部那兒丟失了,雖然黨的文件還照樣強調要貫徹和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但實際上,真正能夠做到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領導干部極其稀少。大家都是你好我好他好,愿意做“好好先生”,無論是批評 別人還是自我批評,都言不由衷,怕得罪別人,也怕被別人抓到“小辮子”,總之,是一團和氣。而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也就在這“一團和氣”中遭受破壞。

　　因此,在這一優良作風正在消失之當前,此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重提“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助于教育實踐活動不流于形式和走過場。從新聞報道來看,河北省委常委在班子民主生活會上,在檢討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批評別的常委違反“四風”要求情況時,還是很認真,觸及到了一些問題的,不那么避實求虛。如省委書記周本順批評秦皇島市委書記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證明自己,急于讓領導認可,而紀委書記臧勝業則批評省長張慶偉聽匯報時沒耐心,不夠尊重干部。這種批評在平時很難聽到,尤其是下級批評上級,幾乎是沒有的。

　　但是,在肯定黨重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的同時,又必須謹防地方把它作為一陣“風”來對待,也就是說,只是在教育實踐活動時期出于貫徹中央的要求而不得不這樣做,整風活動過去后,“批評與自我批評”又成為文件里的用語。倘若如此,“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效果也就只能管一時。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們需要思考三個問題:一,在目前時代,“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一種解決黨的戰斗力的方法是否還具可行性;二,如果可行,如何在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證它得到貫徹落實;三,有沒有一種辦法,使得“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黨員干部的自覺要求。

　　目前看來,盡管時代條件發生變化,但“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員干部自我教育和改進工作作風的工具價值并未失去,尤其是在整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當然,要使它得到貫徹落實,成為黨員干部的自覺要求,需要制度來保障,它包括這樣一些內容:首先,對領導干部提意見和揭露出來的問題,不能抓小辮子,搞打擊報復,進行“秋后算賬”;其次,對黨委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要確立議事規則,所有領導班子在生活會上的批評權都是一樣的,沒有大小之分,批評內容必須在單位或社會公布,真正使生活會成為一個“民主”的生活會;第三,最重要的是,約束和分解一把手的權力,一把手權力過大,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

　　黨應該用制度化和民主化來激活這一被休眠的“武器”,使“批評與自我批評”起到長久監督領導干部的作用。

　　(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