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監督員能否不由部門自選，而由公眾推選，不對部門負責，而對公眾負責。這樣才能擺脫“自己監督自己”的悖論。

　　日前，新京報記者調查了北京市１０家聘有社會監督員的部門單位，但僅保監局一家曾公開聘請的監督員信息。除了順義區計生委承諾“市民可親自前往該單位查閱”，其余８個部門單位中，均未表示公開之意。

　　聘請社會監督員，在時下，已成許多地方和部門的例行做法。依照政策設計，社會監督員機制，是民主監督的形式依托，是聽取民意的重要途徑，其設立初衷，是拓寬監督廣度，通過監督履責、政風評議等，來督促政務工作改善。

　　應該說，在政務信息公開仍未完善的情境下，社會監督員的設立，不乏意義：它可作為民眾獲取信息的有益補充，也可利用“特聘”優勢進行“近距離”監督，如在市保監局，聘用的有些社會監督員熟諳金融、保險行業法規，有相關訴訟經驗，能以“行內人”身份找問題、提意見，促使行政效能提升。

　　但遺憾的是，在有些地方、部門，發布聘請社會監督員的公告后，再沒后續消息；就算有對監督員的信息公開，大多也是以“聘請”始，以“座談會”終，對被聘人員名單等卻語焉不詳。對其聯絡方式、履責狀況等，公眾無從得知。

　　報道中就提及，北京市多家單位不公開社會監督員的理由，主要是“不屬于信息公開范疇”、“不方便透露個人隱私”、“上級未要求公開”三方面。

　　可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參與”的政府信息，都應主動公開。社會監督員作為“公民代表”，履責帶有公共性，有些雖是“義務服務”，但其信息應在政府主動信息公開之列，豈能以“保護隱私”等為借口，敷衍輿論？

　　事實上，公開社會監督員的姓名身份等，也是為方便公眾對監督員們盡責與否進行監督。從目前情況看，確有些社會監督員已形同擺設，他們雖掛著“監督員”名號，卻難行監督之實，有的只是開開“座談會”、走走過場，淪為“啞巴”……有些監督員提了意見，卻從未得到反饋，更別說被采納。

　　比如新京報昨天“來信”欄目，就有社會監督員反映，自己受聘之后，多次向單位“挑刺”，卻被告知“你以后還是少些發言吧”。這類情況，并不少見。

　　更何況，社會監督員選拔機制，也留有漏洞：當下，監督員遴選，都是受監督的政府部門自個說了算，有些“監督”甚至是部門統一組織的“集體行動”。被政府部門“鎖定”的監督員，有多少監督意愿，也難說。被設定好的動作里，監督員怕也難有充分的建言空間。

　　不排除有些部門有意借社會監督員的設置，籠絡各界精英和社會賢達。若真如此，監督變成“榮譽”，走了樣也變了質。

　　鑒于此，能否像人們建議的那樣，社會監督員不由部門自選，而由公眾推選，不對部門負責，而對公眾負責。這樣才能擺脫“自己監督自己”的悖論，真正代表民意，發揮社會監督的功效。

　　社會監督員作為公眾監督之一種，有其特定價值。但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單位把監督員當作“民主花瓶”，置而不用。如果，有的單位社會監督員機制成了擺設、雞肋，留著還不如取消。（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