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昆明前，我們聯系了褚時健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辯護律師馬軍。最近幾年，褚時健一直在離玉溪不遠的大營街居住，能夠見到他的媒體人，都通過馬軍律師。
褚時健不愛見人，他解釋是自己性格所造成：歷來就不會求人，也不懂經營人際關系。過去紅極一時的時候，他去哪里都不愿意公開行蹤，主要原因是人們見他開口就是一個煙字。那時候，拿到他的批條就是拿到了錢，只要一個條子就是幾千萬元，他覺得，這些人拿到條子得到了利益，卻給他自己埋下了禍患。而且，見什么人不見什么人本身也可能是禍患。
他一直是盡量躲人。這種習慣，已經維持了很多年。他自己說：離得遠一點，清靜一點。因為他現在有能力說這句話，不需要找誰求情，一年掙個幾百萬元，日子可以過得遠離塵囂。
可是沒想到，近年因為“褚橙”的名聲在外，他又開始被迫拋頭露面，這實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時候，盡管經銷商百般邀請，他還是只肯坐在汽車里露了個面就匆匆離開。不見外人，似乎已經成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
盡管我們知道勉強，可還是很愿意見到這位曾經轟動一時、如今還是不肯言敗的風云人物，因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種種有趣的、值得深究的變化。
沒想到，盡管有馬軍律師作為中介人，我們的探訪還是失敗了。原來很簡單，在接受了一兩次卻不過情面的采訪后，大批報道使得相關部門的領導給褚時健一些話，意思是不要再接受媒體采訪了。本來褚時健就屬于保外就醫的敏感身份，要是大肆宣傳肯定會引發麻煩。這樣一來，本來就不愛見外人的他索性關上了大門，即使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也能敲開他家的門，碰到的還是永遠的拒絕。若干個常年陪伴他的年輕人會很禮貌而堅定地說他不在，或者“他身體不好，請你們離開吧”。我們只看到了高大的屋宇和悄然的室內，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那里面，他掌控能力依然強大。
對采訪者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打擊。特別是和他同住在大營街的弟弟褚時左也已經去世，而煙廠的大部分同仁都拒絕被采訪。他們認為，褚時健是敏感人物，對他的報道會直接影響煙廠的走向。
我們于是只能從外圍走向褚時健。通海縣是褚時健上臺后大搞優質煙葉試驗田的地方，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就開始將工業的觸角向上游延伸，通過提供化肥和水利設施來控制煙田，整個通海縣連續10年成為中國煙葉產量的第一名，意味著褚時健和玉溪卷煙廠控制了最優質的原材料，這實際上比起當年所宣揚的“煙田是第一車間”的管理觀念要深刻很多。
通過原料控制，進而打通產供銷三者分立的體系，褚時健當時沖破了中國煙草經營分立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在計劃經濟年代，這種力量使他的煙企迅速在西南邊陲崛起，名牌“紅塔山”的誕生，更使他在計劃經濟的體系內獲取了特權——玉溪卷煙廠可以采用浮動價格出售自己的計劃外香煙，大量資金涌進玉溪卷煙廠，拿到褚時健的條子，就意味著一夜暴富。
就這樣，褚時健一步跨進了市場經濟，成為財富漩渦中心的人物，各種利益、各種關系正因他多年來的積累和破局，使自己成為漩渦中心，身在漩渦中心，擁有了危險的權力。
為什么說權力危險？在缺乏嚴格法律環境和配套市場機制的社會里，一個隨手批幾個字就能換取無限財富的人，如何自處才能毫無風險？顯然，即使聰明智慧如褚時健者，也沒有給我們這個答案。隨即而來的關于褚時健的“罪與罰”的審判，在當年引起轟動，一方面是人們對煙王命運的關注；另一方面，人們確實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類似現象有普遍的共鳴。
2002年，褚時健因病保外就醫，沒想到他未被牢獄之災壓垮，卻很快以敏銳的判斷開始了二次創業。我們長途跋涉去他在新平山區的橙子林，發現他又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術手段開發，并采取全新的銷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為名牌。這一次，他的風險也許要小得多——因為現在他經營的只是一個私企，不再掌握他個人其實無力操控的權力與資源，不再可能成為權力利益網中的一個卒子。他現在已經又成為名副其實的自己創造的財富的擁有者，他的未來之路上還可能會遇到什么呢？
這正是我們關注褚時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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