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共建，就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的關系，共建單位的子女不用通過考試，可直接入讀這些學校。
9月，新學期馬上開始了，12歲的王浩(化名)正在準備去新學校，北京的一所市級示范中學。
他并沒有跟大多數的同齡人一樣，經歷過奧數班的摧殘，也沒有跟著家長四處去眾多“牛校”學校參加五花八門的入學考試。他的“小升初”，出奇的平靜。
王浩之所以有這么好的運氣，全仰仗他的爸爸單位的一項名叫共建的政策。所謂共建，就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的關系，共建單位的子女不用通過考試，可直接入讀這些學校。
在北京，近二十年來，共建有愈演愈烈之勢。每年，通過這個隱秘的渠道，都有人數眾多的孩子走進眾人仰慕的“牛校”。
大共建、小共建
在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看來，共建學校提供學位，共建單位提供便利，顯然所謂的“共建生”，不過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換的一種方式而已。
為了能讓兒子王浩上一所好初中，王振安(化名)兩年前就開始行動了。
今年40出頭的王振安，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中字頭的事業單位，一干就是十來年，現在是業務處室的處長。他所在的單位在西城區月壇附近，長安街的西邊，那里也是中央各大部委聚集之地。
兩年前，他聽說單位有共建學校，就跟工會負責人打聽這事。工會的負責人告訴他，單位跟周圍4所學校有共建，其中兩所是區重點，另兩所是市級示范校，每所學校的共建名額不同。建議他提前了解一下學校的情況以及孩子的報考志愿，早作準備。
“西城區的教育質量你也知道，京城幾家牛校都在這，我們也算是沾了單位的光。”王振安笑著說。
去年開始，他就正式為王浩的“小升初”做準備了。先是通過不同渠道搜集到這4所學校的信息，再請教了此前幾年通過共建把孩子送進這幾所學校讀書的單位同事，折騰一圈下來，他發現共建“也不簡單”。
他的一位女同事就曾被共建學校拒之門外。這位女同事在填報了共建志愿后，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接到填報的共建校工作人員的電話，通知她周日帶著孩子到自己單位的會議室，說是要開一個關于學校情況的介紹會。
周日，她來到會場時才發現，介紹會竟然變成了一場考試。共建學校派來了專門的老師，發放專門印制的試卷，突擊測試孩子的學習情況。
“當時沒準備，題目也比較難，孩子感覺考得不太理想。”這位女同事說。最終這場考試的成績也沒有公布，不過她等來了本單位工會的電話，對方告訴她，孩子落選了。
“當時我快急瘋了，都6月底了，孩子下學期在哪上初中還沒有著落呢。”這位女同事說。后來還是通過找其他關系，她的孩子才讀了另一所區重點中學。
為了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王振安輾轉找到了其中一所共建學校(也是他心儀的目標學校)的副校長，想側面打聽一下今年會不會有這樣的突擊考試。
“畢竟是很多年的共建單位了，人家副校長倒是很客氣接待，可也沒有說到底考不考，只是問了一下我在單位的情況，目前擔任的職務什么的，還做了個登記。”王振安說。
今年2月份的時候，單位的工會負責人正式給王振安發了一張表，讓他填報孩子報考志愿學校的情況。因為是單位的中層管理人員，也是后備干部，王振安得到了一個優惠，可以同時填報兩所學校。“單位其實有規定每個人只能報1個名額，給我2個算是組織照顧吧。”王振安不無得意地說。
報了名之后，王振安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好幾次他都想給工會負責人打電話問問進展，但最后都強忍下來了，因為他也知道“這事急不來”。還好，到了6月底，他接到工會的通知，他的首選學校——那所市級示范校要了王浩，讓交3萬塊的共建費。
“直到給工會交錢的那一刻，心里的這塊石頭才總算是放下來了。”王振安感嘆道。
工會的負責人跟他講，之所以會比較順利，其實跟單位此前有兩年沒招新畢業的大學生有關系。在他之前，結婚生子上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今年像王浩這樣的面臨上小學或者“小升初”的單位子弟并不是太多，名額就顯得寬松些。
無疑，王浩是幸運的。他即將就讀的那所市級示范校，今年報名的孩子近7000人，最后實際錄取不到400人，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形容并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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