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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記者析醫療弊端醫患供不應求或致醫生麻木

2012-11-09 10:25 來源：《小康》雜志

　　凌志軍：向死而生

　　2007年凌志軍被診斷為“肺癌，腦轉移”，名醫會診幾乎一邊倒地判定，活不過三個月。然而五年后，他完成《重生手記》。這是一個癌癥患者從身陷絕境到逐步康復的親歷記，也是一位著名記者對當今中國癌癥醫療體系種種利弊的觀察和剖析

　　2007年4月8日，對很多人而言，尋常到無需記錄。

　　而對凌志軍，這個有著30多年記者經歷，出版過《交鋒》、《聯想風云》、《變化》等多部暢銷書，被人稱為“中國的威廉·曼徹斯特”的男人而言，這一天的底色，卻帶著黯然與悲傷——他打算向自己的讀者告別。

　　當天下午，是凌志軍新書《中國的新革命》發布會。離家前，他把蓬亂的頭發梳理整齊。拿一根拐杖，盡量讓腳下顯得平穩。因為眼睛畏光，淚流不止，他不得不戴一副深色墨鏡。

　　“各位下午好。”——現場，凌志軍一開口，就感到自己聲音微弱，氣若游絲。臺下坐著的，有他敬重的人，有很多朋友同事，還有素不相識的人。想到這是今生最后一次對他們說話，凌志軍內心涌上一股堅定——“盡量表現得好一些，”他對自己說。

　　整個發布會，氣氛溫暖真誠但卻小心翼翼。所有人都在避談兩個字——癌癥。

　　忽然，一個激昂的聲音響起。紀世瀛，中關村早期創業者之一，他站起身說：“得了腫瘤也好。要堅強。不瞞你講，我去年7月28日被診斷為胰頭癌。醫生說我只有八個月的生命，可今天我還活著……”“得這種病的人，70%是被嚇死的；20%是被治死的，因為亂治；只有10%是病死的。”

　　紀世瀛的話，打破了現場謹小慎微的氛圍。眾人不再避談“癌癥”二字。而凌志軍這個不久前被眾多醫生宣判，活不過三個月的病人，在收獲無數鼓勵的同時，也從紀世瀛提到的幾個百分比數字中獲取了精神力量與某種啟示。

　　比疾病更讓人絕望的專家

　　2007年2月，凌志軍病倒了。醫生在他的顱內發現兩處病灶，疑為“腦瘤”，之后又在他的左肺發現腫瘤，由此診斷“肺癌、腦轉移”的概率為98%，也可以說是“肺癌晚期”。

　　和大多數病人一樣，在變故忽然而至時，凌志軍眼前閃動的，也都是慘淡的光。絕望之時，朋友建議他去北京天壇醫院，并推薦一位權威主任。

　　凌志軍認定這是他人生的關鍵時刻。忍耐了兩個小時的路上顛簸和頭暈目眩，花了300元掛上專家號，凌志軍和妻子在昏暗的醫院樓道中等待了三個小時。他們周圍，也都是等候就診的病人，繞著專家診療室外面的門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張臉都帶著混沌不清的絕望和希望。

　　醫院下班前，凌志軍見到了主任。主任看他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核磁共振膠片上。凌志軍強打精神，試圖敘述突然發作的癥狀，可是很快發現主任對此并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在向他對面的年輕醫生侃侃而談，年輕醫生則是一副洗耳恭聽狀。”凌志軍努力提高聲音，希望主任的注意力能轉移到他身上。然而，主任只是再掃他一眼，因被打擾而顯得不高興。

　　“我忽然覺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個病人，而不過是一個病例，在適當的時候自己送上門，做了他的教學標本。”凌志軍說。

　　而作為病人家屬，內心的恐懼與焦慮時常比病人更甚。身旁的妻子忍不住打斷主任教學，問：“腦子里的東西和肺部病灶是否有關？”

　　“你想讓它有聯系？是嗎？”主任連拋兩個問題。

　　凌志軍和妻子不再發聲。

　　告別主任時天已大黑。凌志軍倚著妻子蹣跚而行。在經過等候和期待后，他們得到的僅僅是一張“專家門診掛號費發票”、一篇演講，以及帶著問號的診斷書：膠質瘤？多發轉移性病變待除外。一個“？”、一個“待除外”，這顯得既明確又大有回旋。

　　凌志軍既不能確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一切還在原點。

　　在此后的日子里，類似的演講和診斷凌志軍又遭遇了許多次，而他除了越來越焦慮和沮喪外，別無所獲。

　　然而陰霾中偶爾也會透出一點微弱的光。

　　凌志軍的妹妹也是醫學專家，在比利時工作。她帶來了國外專家的會診結果——至少沒有那么悲觀。

　　妹妹向凌志軍轉述了外國專家的會診經過。在一間擁有碩大讀片器的房間，醫生們把凌志軍的全部腦部膠片，總計九張依次排開，懸掛半面墻壁。他們拿著放大鏡，仔細閱讀每一張，又認真聽凌志軍妹妹講述發病經過，對他們認為很重要的細節不厭其煩地反復詢問，然后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依次查閱。

　　整個過程持續大約60分鐘，然而仍沒有完，他們又把膠片的數碼文本拷貝到電腦上，經過放大處理后再來比照，之后形成自己意見。這樣的會診，先后有過兩次。

　　與中國醫生的結論明顯不同點有：腦部病灶50%不是腫瘤，或者只是良性腫瘤；腦部病變和肺部病變沒有關系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