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盒，背后的拉鋸

　　盡管國家發改委的“21號令”還未踐行，但它激活了暗藏已久的“敵意”，將傳統歸類的“頂盒派”與“倒盒派”拉入公眾的視野。

　　在李沛生等看來，這是一場“實踐檢驗真理”的撥亂反正：發泡餐具無毒無害，耗用材料最少，產生的垃圾最少，使用的石油能源最少，是非常符合循環經濟理念的好產品。

　　他舉例說：“一個發泡餐盒重量約為5克，僅為其他非發泡一次性餐盒的四分之一左右。同時一個發泡餐盒成本僅需6分至7分錢，而其他一次性餐盒最便宜的也要1角5分，甚至4角。”

　　自稱“謹慎派”的董金獅則認為，在回收體系不成熟、產品標準缺位的情況下，發泡餐具的“突然”回歸并不理性，再次造成白色污染幾乎可以預見。此外，現在市場已有成熟的替代產品。

　　“如果要保證產品質量，就必須完全使用聚苯乙烯原料，目前價格是每噸1.4萬元，換算到一個5克的發泡餐盒，原料成本僅為7分錢。外加利潤、人工、水電、回收成本。一個餐盒的成本價能達到1角7分錢左右，跟現有的PP塑料餐盒相比，并沒有價格優勢。”

　　針對標準缺失的質疑，“頂盒派”們援引《食品包裝用聚苯乙烯樹脂衛生標準》（GB9692-1988）進行反駁。

　　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秘書長馬占峰補充說：“2009年出臺了一次性餐具通用技術方面的規定，應該說衛生安全方面的標準并不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周刊》記者通過采訪發現，拋除發泡餐具的科學理論不論，在14年搖擺不定的產業導向下，雙方就發泡餐具“禁”與“解”的拉鋸戰已反復多次，并裹挾著其他利益團體。

　　“這是一場學術對決，還是為了各自的利益集團說話？”面對記者的提問，李沛生反問道：“你說呢？”“頂盒派”就認為，以董金獅為首的反對解禁者在“地下餐盒”市場中獲益頗豐。

　　在3月20日的政策調整通氣會中，一份題為“關于‘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利用國家產業政策未定論空擋制造謊言與虛假新聞，蒙蔽新聞媒體、敲詐企業錢財的事實真相”的新聞稿在少數媒體間流傳。

　　文中“點名道姓”地指出，董金獅與愿意“合作”的發泡餐盒生產企業達成協議，由他先查實何處有產銷發泡餐盒的企業，然后廣泛招引媒體“圍剿”，通過曝光的手段震懾企業，敲詐企業錢財，收取“保護費”。

　　在這場“角力”中，第三股力量則是一些企業行為。

　　早在3月21日有媒體報道《450萬元公關合同意外曝光》的前一天，《民生周刊》記者已從董金獅處得知該信息，并確認他擁有合同副本。

　　“我都不知道誰弄的，里面涉及到一些領導人。有10家廣東的企業，通過一個有背景的律師事務所，寄望公關使政策恢復，允許企業局部生產。”董金獅介紹道，其言語暗示該公關合同與五大協會關系。

　　“他們直接找的發改委，說這10家企業跟發改委打官司。也找過我們，張口就是四百萬。”馬占峰向《民生周刊》記者說道。“我們是個行業協會，不需要怎么做。他們這是預計要解禁，想搭順風車。”

　　企業，觀望中蓄勢

　　從1993年成為第一批北京發泡餐具的經銷商，到1997年參與北京發泡餐盒回收體系建立，再到2000年涉足其他材質餐盒生產。北京紅軍偉業餐具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紅軍，因為“小小的餐盒”在一次性餐具生產行業幾經轉折。

　　“我們都在考慮下一步怎么做。但我要先觀察一下政策到底怎么走，看它能不能落實到實處。”主要生產PP塑料餐盒的張紅兵的“觀望”態度，不僅來自于引進新型生產線的資金壓力，也來自對發泡餐具市場空間的不確定。

　　董金獅指出，“解禁令”沒有強制性，只是建議，在全國并不存在禁用與解禁之說。“如果國家的這個引導性解禁了，但地方沒有解禁，那么對原有市場的影響并不大。”

　　“這個命令叫21號令，不是21號文。21號令是中央頒布的‘令’，各地政府必須執行。”李沛生則持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聚苯乙烯發泡餐盒或者聚丙烯塑料餐盒，應該共同發展，各自尋找自己的市場。

　　“以前推銷的時候，我們說發泡餐具有毒，現在不能這么說，國家都檢驗了。”北京海達恒龍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何保生說，“21號令”將導致消費者心理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者對餐盒種類的選擇。

　　“發泡餐具解禁后，產量的增加是肯定免不了的，但說泛濫成災這樣的嚴重局面也不會出現，因為市場就這么大。”馬占峰對未來發泡餐具市場預測道。

　　未來，難除隱憂

　　4月7日，多家環保組織發布公開信，質疑發改委在一次性發泡餐具解禁的決策程序上存在瑕疵。其中直言“發改委至今未對解禁原因做出明確解釋，也沒有出臺相應的質量標準和管理細則”。

　　自“解禁令”的消息傳來，部分媒體便冠以了“裸歸”的標簽。這也是“倒盒派”主要的反對聲之一。

　　對此，李沛生接受《民生周刊》采訪時透露，在有關部門的授意下，早在7個月前，5大協會已草擬了行業管理、企業準入、質量管理、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等4套管理制度，并遞交國務院相關部門。

　　“這四個辦法遞交國家發改委、國家工信部、國家質量技術監督檢驗總局、國家商務部，由他們審核。準入條件最大的特點是鼓勵現代化、規模大的企業，限制小的、家庭作坊的企業。所以它對固定資產、廠房面積、生產能力都有一系列的規定。”

　　而對于公眾最關心的“白色污染”是否再次來襲擊，發泡餐具回收體系如何建立的問題。李沛生認為，“今后回收必須是政府行為。像‘上海市三分錢工程’有很好的組織基礎，上海市廢棄物管理處是由上海市環衛局、環保局、物價局、財政局聯合組成，直接受副市長的領導。”

　　李沛生提到的“上海三分錢工程”在業內廣為人知，是指上海市要求生產發泡餐盒的企業為每個餐盒支付三分錢，一分是管理和執法的費用，一分半用于補貼回收，半分給廢棄餐盒處置企業。

　　這“三分錢”曾經支撐上海的發泡餐具回收產業鏈運轉，成為“頂盒派”的絕佳范例；但2008年后，由于外省市餐盒入侵的壓力，運作失靈，又成為“倒盒派”的理由之一。

　　“2001年至2005年，回收體系運轉都非常良好。但2008年之后，就入不敷出了。”保綠塑料資源再生處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黃隆濱說道，“現在每生產一噸再生塑料顆粒，大約要虧損3000元。”

　　位于江蘇昆山的這家回收企業，是當年上海市的兩家定點企業之一，也是目前僅存的回收企業。黃隆濱坦言，現在完全靠其他項目的收入反補，才可以維持發泡餐具的回收。

　　究其原因，他認為，這是由于上海市成為發泡餐具回收的“孤島”，江蘇、浙江等省市大量非法餐具銷往上海，且不按照“三分錢”行事，造成回收量增加，而回收費卻在下降。

　　“他們都是半夜偷偷運到上海，偷偷在批發市場銷售。就連本地企業，當年上海有6家企業14條生產線，后來因為只有上海收費，他們都外遷了，現在僅剩下3條生產線。”談到此，黃隆濱也頗感無奈，他寄望于在“21號令”實行后，可以實現“全國一盤棋”，從而避免“孤島”現象。

　　縱觀“21號令”之后的種種紛爭，盡管各方的回答都充滿了各自的理論判斷，都提出了更多的完善建議，然而截至記者發稿，國務院相關部門還沒有就“發泡餐具”配套管理規范發聲，未來的回收體系如何建立也還一片模糊。（記者王季璐陳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