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濫用心臟支架的問題不容樂觀。國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個以上支架，可國內不少病人被放了5-10個支架，這是明顯的過度醫療。”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會長胡大一教授曾以此為例，公開炮轟醫療器械領域的過度醫療。

　　近年來，醫院濫用醫療耗材的亂象頻發，產品從生產企業進入各家醫院，價格經過層層加碼導致虛高，嚴重侵犯了患者的利益。

　　上海一家中小型醫療器械公司的總經理毫不諱言醫療器械行業的暴利現狀，稱“現在做醫療器械生意，簡直像是合法地賣‘毒品’”。

　　暴利背后是隱秘而復雜的利益關系。一份業內廣為流傳的報告顯示，在中間流通環節，即高值醫用耗材從出廠(或進口)到醫療機構銷售給患者，平均加價2-3倍，有些產品甚至多達十幾倍。

　　一位衛生政策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醫院和生產企業之間已經構成一條灰色利益鏈，“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薦這個產品。產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

　　然而，市場對這類醫用耗材有著剛性的需求，供需的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對稱，不僅導致患者缺乏話語權，有時就連醫院在采購時也難有議價能力。因此，醫用耗材特別是高值耗材，不但有“銷售的壟斷性”，也存在“消費的被動性”。

　　高值耗材的濫用沖動

　　一提到治療心梗，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最為常見的高值醫療耗材——心臟支架，但很少有患者了解臨床上該植入多少個支架才合適，最為常見的耗材濫用也就出現在心臟支架上。在北京、濟南、成都等各地，都出現過患者該放一個支架，卻植入了三個、五個甚至十來個支架的濫用案例，也有本不適植入者被勸服放入支架的情況。

　　上海地區的一位王姓患者就告訴記者，本身患有嚴重心臟病的他經過多個醫生三番五次的勸導，最終于2009年裝上了某知名外資企業的心臟支架。

　　“這類支架平均兩三年就要更換一次以保證作用，而每次更換動輒都是三五萬元的費用。然而，此后得到的實際效果卻并不明顯，這讓當時迷信醫囑的我們非常驚訝。”王先生告訴記者，幾經輾轉求醫才被一些醫務工作者告知，其本身的情況并不適合安裝心臟支架。“這典型就是過度醫療驅動所致。”

　　支架濫用，促使國內心臟手術市場增速驚人。據統計，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2萬例，到2011年達到了40.8萬例，增長了二十多倍。對冠心病患者，國際上放支架和做搭橋手術的比例是7：1到8：1，在中國則高達12：1。

　　此外，心臟內科醫療器械過度使用的案例近年來屢屢見諸報端。今年5月，四川綿陽市人民醫院超聲科前主任蘭越峰就因舉報其所在的醫院出于利益驅動，向無需安裝心臟起搏器的病人“游說勸導”其使用而被醫院停職待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