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倒閉潮中的溫州企業正在破產重整的道路上艱難跋涉。 （東方IC/圖）

　　身陷破產潮中的溫州，正跋涉在“去杠桿、擠泡沫”的救贖之路上。但難點在于，他們一面要和時間賽跑，一面要在債權人、銀行、地方政府的多方博弈中找到平衡。

　　新年的陽光難以驅散籠罩在溫州的陰霾，這個中國經濟上著名的區域，正深陷破產潮之中。

　　2014年1月初，南方周末記者在溫州發現，過去一年，溫州各級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飆升。浙江省高院2014年1月13日通報數據顯示，2013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審結的破產案件數量分別為346件和269件，其中溫州占據半壁江山，分別為198和153件。而此前六年，溫州各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51件，不到2013年一年的三成。

　　一位接近省高院的破產專業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排隊等候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還有接近300件。此前有媒體援引接近政府人士的話稱，“中央相關機構已經將溫州申報為‘破產試驗基地’”。

　　溫州中院在《2013年溫州法院企業破產審判報告》中提及，溫州兩級法院審結的破產案件共化解不良資產18.05億元，盤活資產總數11.58億元，激活土地面積數約736.22畝，激活廠房面積數約4619.67萬平方米。

　　不過，上述接近省高院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溫州的這些破產案子中大多為操作難度相對較小、周期較短的清算案件。但能夠有效提高清償率的破產重整方式，卻推進得并不順利。而那本是當地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拯救大批陷入泥沼的溫州企業的一種方式（詳見2013年5月23日南方周末《溫州僵局》、《破產重整能否拯救溫州》）。

　　上述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審結的150多例破產案件中，破產重整成功僅為10例，和解成功14例。

　　“溫州看上去破產推得很熱，宣傳得很好，但是重整案件內部并沒有理順。”上述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南方周末記者記錄了一家典型的“溫州制造”——森泰公司的重整難題。2013年6月17日，樂清市法院受理了森泰公司的破產重整申請，半年后，它的命運依然懸在空中。

　　生產者自救

　　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于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13年12月10日，森泰公司老板胡志明終于松了一口氣，雖然債權人未能在半年內就破產重整方案達成一致，但法院裁定，延長重整提交時間三個月至2014年3月16日。

　　但那將是破產重整的“死線”——一旦重整方案最終未獲通過，極有可能啟動清算程序，土地拍賣，設備賤賣，無形資產將不值一文。這也意味著，所有利益相關方均將陷入利益最小化乃至權益無法實現的局面。

　　債權登記表顯示，這家低壓器制造企業的抵押、負債共計6.76億元，債權人除少數供應商，其余以銀行為主，涉及建行、工行、交行、中行、中信、光大、民生、浦發、華夏、招商、溫州銀行等11家銀行。

　　對于在破產重整之路上跋涉的胡志明來說，半年來，每一次的債權人會議都令他痛苦不堪，要找到一個讓不同債權人皆大歡喜的重整方案，幾無可能。森泰公司破產重整也恰恰卡殼于此。

　　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四家關聯企業森泰集團有限公司、浙江森泰電器廠、樂清市旭華線纜有限公司、樂清市德正實業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整體下稱“森泰”）“合并重整”選項被債權人否決。

　　兩個月后，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破產管理人浙江澤商律師事務所提出重整方案。一周后，銀行債權人寄回投票結果：全票否決。

　　根據律師的設計，重整方案的思路主要是“賣業務”和“賣資產”，圍繞尚有核心業務的森泰電器廠和旭華線纜廠兩塊展開。

　　作為昔日樂清市低壓電器行業的龍頭企業，森泰電器廠計劃將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和位于柳市鎮外向型開發區的老廠房等資產打包引進重整投資人。

　　而另一家關聯企業旭華線纜廠主營漆包線，屬于特許生產經營產品，需求量大，但競爭者少，且政府已停止審批這類企業。故重整方案同樣希望引入投資者接盤。

　　因此，能否找到合適的投資者成為關鍵。浙江省律師協會企業破產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京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任一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目前國內的破產重整實踐中，幾乎都是選擇引進戰略投資者模式，由此使得很多法律界人士形成認識上的誤區，以為無投資者即無重整。

　　重整方案的另一個重點落在森泰電器廠的新廠房上。方案提出，由政府收儲森泰新廠房所在的32畝工業用地，轉變為商住用地后，設置條件重新進行公開掛牌。由森泰公司成立新房開公司，或掛靠其他房開公司開發該地塊，打造成“電子商務總部樓宇”。掛牌后樓面價大概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

　　至于后續開發房產的資金來源，方案提出的思路包括：由財務投資人以借款形式向房開公司借款，固定月利率不超過2%，無其他回報或分成；取得土地開發權后向銀行貸款；由施工單位墊資，利息優惠。

　　事實上，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于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08年紹興企業華聯三鑫資金鏈斷裂時對銀行負債76.7億元，還有四家當地企業提供了21.2億元擔保，并通過互保圈將風險擴散開去。當時政府提供給擔保企業的政策，即包括通過土地變性，彌補資金缺口。

　　但在“破產專家”任一民看來，更適合大多數溫州企業的一條道路是“生產者自救”。任一民的團隊曾經手三十多起破產案件，其中有五個案例列入浙江省十大典型案例，均屬于企業重整或和解類型，其中既包括“投資者引進”，也包括“生產者自救”類型。

　　簡單說，“生產者自救”就是由重整企業現有企業主、管理團隊繼續經營，并與債權人協商，取得債權人諒解后，豁免部分債務，但企業得以繼續生存，債權人所蒙受的損失相比較破產清算也能大幅減少，由此實現各方共贏的目標。

　　“并不是只有‘高大上’才能立足生存。”任一民說，“一些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可以借此機會保下來，恢復良性運營，在摸爬滾打中慢慢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