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間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個人就足夠塞滿了每個縫隙，沒有窗戶，空氣紋絲不動。3月1日，三大門戶網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國拍攝的轉基因紀錄片，截至3月8日，該條相關新浪微博收到兩萬條贊，轉發兩萬，評論過萬，隨后崔永元在兩會期間提出的追問農業部關于“轉基因農作物泛濫種植”的提案更像是激起千層浪……此刻崔永元坐在這個小房間，以被簇擁的恣態面向房門。位于奧體中心某座公寓的這間茶館，名不經傳到一個客人都沒有，身邊的朋友每三五分鐘就笑成一團，只有助手的手機不斷響起，各種采訪的請求此起彼伏時，短暫的沉默才提醒眾人，這間位于奧體中心的茶館包間只是一葉暫時遠離汪洋大海的扁舟。

　　中等個頭，51歲的崔永元像是兩個分身，一個作為那個被大眾所熟知的國民主持人，年年月月陪伴在電視屏幕里，溫和謙遜，是鄰家大叔；另外一個相當陌生，當他自這一年浮出水面，時時和大眾不那么熟悉的“轉基因”這樣的科普詞匯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呈現出似乎不同的形態：高調、堅決、犀利。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發起活動鼓勵網友品嘗轉基因玉米，方舟子聲稱“應當創造條件讓國人可以天天吃轉基因食品”。對此，崔永元回應：轉基因食品，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

　　隨后崔和方在網上展開了長達六個月的關于轉基因的論戰。

　　崔永元的關于轉基因的評論在互聯網上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說他“科盲”、“文傻”，一篇財經網的專欄文章《小崔考察轉基因哪里出了問題？》流傳甚廣，“崔沒有能成功證明轉基因‘危害’。他只是證明了一個聰明人在采用了錯誤方法論后，能夠在謬誤的道路上走多遠。只是證明了當你的目標是北方，你向南出發能走多遠？”

　　在這些人眼里，崔永元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科學體系的落伍者，一個挑戰大風車的堂吉訶德。

　　這些爭論使人不由得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的3月16日早晨，崔永元在電視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現，一時間，討伐之聲不絕于耳。一封信這樣寫道：“我們全家互相問，中央臺怎么了，欺我中華無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該干什么干什么去，沒聽說又要‘嚴打’了？”這封信來自北京。崔永元曾經在自傳《不過如此》當中講過這段經歷，“后來，蘭州、西安、銀川、蘇州等地觀眾相繼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對于形象的攻擊只是一方面，“人身攻擊小意思。我們當主持人的時候，網絡沒有這么發達，都是寫信。寫信寫難聽話的多得很，最早是我們的編導不讓我看，他們先看一遍，專揀好的給我看。后來慢慢地就讓我看，后來就我自己拆。天天什么都會看到，看到就會生氣?！?/p>

　　崔永元有個大學同學叫時間。崔永元18歲時就開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課往往也上不了。而時間一般上午的課也不出現，于是，他們便常在公共洗漱間里相遇。巧的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隊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門的交情，等到崔永元去了央廣。時間早期在央視做專題片時，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時間當了《東方之子》制片人后，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幫一位老挨時間罵的老同志找選題。老同志發現，崔永元在報紙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說，這可能就是你的問題了，我們是要找值得采訪的人，并不是這人上了兩個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線索，一行字就夠了。

　　時間知道這事后，一定要拉崔永元入伙。崔永元在《不過如此》里面回憶說“1993年，我的同學時間力邀我出山主持《東方之子》，被我婉言謝絕，當時告訴他出鏡沒有什么意思。其實，是怕形象不行。后來，形象一般的白巖松擔當了重任。時間在接受一家雜志社記者采訪時這樣說我：小崔一開始沒太在意這件事，后來，他推薦白巖松。白巖松一舉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飛沖天，心理開始失衡。他艷羨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后來我們又去找他時，他爽快地答應了?！?/p>

　　對于進入電視圈，崔永元在書里面還有一段感悟：也許我們見到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并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讀書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識分子該是用心讀書的那種(這里區別于用眼)，讀出來的知識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該有一副傲骨，不善趨炎附勢。這使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顯得個性，總是鶴立雞群，混不進人堆里。

　　暨南大學教授費勇說：“崔永元屬于1980年代比較有理想主義情懷的那代人，他幸運的是做《實話實說》的時候，中國大的文化環境還是比較輕松的。那個時候也不光是他，出來了一批人。他們對于這個社會是有使命感的。《實話實說》讓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親切，沒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語言。中國的電視語言一直是很文藝腔、很空洞的，崔永元的語言才是真正的電視媒體的語言?！?/p>

　　后來，從時間到陳虻，那個時候的央視評論部把這種理想主義渲染到了極致。這樣的環境里，崔永元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野蠻生長”。他習慣做一個觀察者，理智而冷靜，參與而不介入。聚攏力量，在某個地方宣泄出來。

　　這是為何崔永元會把那些想盡力做好卻最終夭折的節目稱之為“挫折”，當年他想做期節目叫《納米不是大米》，針對一夜之間就冒出大量納米實驗室，很快開始民用。“我們就很擔憂，但是我們其實也搞不清這個技術。我們就找來了正反兩方，支持的和反對的一起討論，最后這個節目沒有播出。那我就覺得不舒服，找當時的主管領導，他們那邊也有壓力。”另外有的時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務，“你拿過來看這個沒有爭議，一邊倒，不知道怎么做。這時候說必須做，而且連續做三期。那心里可能有抵觸?！?/p>

　　國內最活躍的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面有道關于“崔永元是什么樣的人”的提問。下面有著這樣兩條回答：“當年我參加過一期，作為臺下觀眾，我見識過他是怎么墊場，怎么圓話，怎么帶著嘉賓往預想的道兒上走。我自己也做過不少面訪，我控制不到那個地步，我投入得不夠。他不像朱軍那樣套路明顯，關鍵時刻必起煽情的音樂，而是誘著你真實起來，如果不真實他就招呼臺下觀眾，通過他們的反應來刺激臺上。總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準備太細致了?！?/p>

　　這些僅僅是他自身的影響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響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為曾經的電視領域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也許是僅有的央視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他似乎無所不能談，他在屏幕面前綿里藏針、針貶時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隨時都和大眾站在一條戰線，并未犯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