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未成年人，現在更通俗地被稱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們，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絕對多數

　　3名非京籍的光背少年幾盡殘忍地痛毆另外一少年，相關視頻在網上流傳，躥紅，北京警方30個小時破案。

　　幾乎在與此引人關注的網絡事件發酵的同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2013年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工作報告》(也稱白皮書)，對過去一年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統計數據、原因剖析及相關建議作了詳細陳述。

　　發布會全程沒有提及上述網絡事件，關于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那應當是下一次的年度報告重點研究的對象。但是，兩者的關聯性顯然不僅僅是時間落差，報告顯示，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同樣引起了司法部門的特別關注。

　　非京籍未成年人，現在更通俗地被稱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們，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絕對多數。而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近年來的數據已經一再印證。

　　65.3%非京籍

　　據北京高院未成年案件審判庭庭長趙德云介紹，在過去的一年，法院判處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數有所下降，共1053人，同比下降約15%。

　　“總體上看，五年來，全市少年法庭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人數呈下降趨勢。”

　　趙德云稱，去年北京法院依法妥善審理了一批重大敏感案件。他專門提到了一度備受關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因部分被告人身份特殊、案情敏感，一度成為網絡點評率在全國排名第一的案件”，兩級法院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辦理，“得到網民的普遍認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法治周末記者拿到的白皮書里稱，在過去的一年，北京未成年罪犯“四高”特征依然明顯：男性罪犯以及16歲至18歲年齡的罪犯都高達九成以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罪犯接近80%，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較高，占65.3%。

　　報告沒有提到犯罪主要集中的類型。據北京市一基層法院少年庭法官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未年人犯罪比較常見的是故意傷害、盜竊、搶劫、尋釁滋事等案件。

　　趙德云專門介紹說，2013年侵害未成年人性權益的犯罪形勢嚴峻，這類案件占全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統計顯示，侵害未成年人性權益的刑事案件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14歲以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比例較高，約占80%；二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子女易遭受性侵害；三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相識程度高，常利用師生、老鄉、鄰里等關系，接近被害人實施作案；四是犯罪手段比較隱蔽，多采用哄騙、恫嚇、威脅等手段，對未成年人進行精神控制。”

　　出自“問題家庭”

　　北京高院調研發現，幾乎每一個“問題少年”背后都有一個“問題家庭”。

　　報告稱，大部分未成年侵權人或罪犯的家庭存在過分溺愛、姑息縱容的情況，有的監護人甚至與孩子共同實施侵權行為。此外，單親、離異重組等結構不穩定的家庭子女更容易出現偏激、矛盾、失望、仇恨等情緒，嚴重者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外來流動未成年人通常工作、居住、生活不穩定，一旦陷入就學、就業失敗或者缺乏生活保障等不利境地，往往會增加違法犯罪的幾率。”

　　報告特別注意到了非京籍“問題少年”的監護缺失問題。

　　尤其獨自來京謀生的未成年人，他們過早地脫離了父母的監護，遠離家鄉，“在巨大的經濟落差和物質誘惑中容易迷失自我，走上犯罪的歧途”。

　　審理案件的法官發現，他們常常難以跟這些被告人的父母取得聯系，因為這些父母本身也常年在外打工，或處于離異分居狀態，不愿意承擔監護責任。

　　“這既影響未成年人相關訴訟權益的行使，也不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矯治。”趙德云說。

　　在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教授看來，導致外來人口犯罪的兩個最主要原因：一是大城市里的犯罪機會更多；二是外來人口各方面受到的歧視產生的失衡感。

　　皮藝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雖然城市的防控手段比農村要強得多，但由于經濟差距大，犯罪的機會也更多；而外來人口也會受到一系列的社會歧視，例如沒有當地城市戶籍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例如經濟地位不同受到的歧視以及現實中司法不公導致的歧視。

　　“我們不難觀察到，現實中如果一起案件發生，在來自農村的孩子和來自城市的孩子中，往往來自農村的孩子更容易被懷疑，更容易被抓到看守所，更容易被判刑。”皮藝軍說。

　　“會有相對剝奪感，他們(來自農村的孩子)認為他們同樣有一雙手，同樣努力工作，卻仍與當地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別，一系列的歧視和不平衡感使他們更容易傾向犯罪的天平。”皮藝軍分析說，“他們覺得這樣做(犯罪)，他們也喪失不了更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