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環保“四筆賬”，都是治霾“經濟障”

　　記者日前深入京津冀調研了解到，在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環保問題凸顯的很多障礙其實都是經濟障礙，體現在地方政府、環保部門、企業和百姓的環保實踐中，就是實實在在的“四筆賬”。

　　保住環保戰果 不能不算“四筆賬”

　　2015年以來，華北地區的不少民眾都有這樣的感覺：藍天白云的日子似乎比往年多了。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為了扭轉霧霾困境、治理環境污染，2014年，北京淘汰退出污染企業392家，實現減排揮發性有機物1.6萬噸，減少燃煤量280萬噸左右；天津實行機動車限行，淘汰黃標車和老舊汽車14.3萬輛；河北共壓減煉鐵產能1500多萬噸，壓減煉鋼產能1500多萬噸。

　　然而，環保的成績，往往是以地方政府、環保部門、企業、百姓為之付出為代價。記者發現，基層有“四筆賬”，關系著治霾的成效。

　　第一，地方政府的賬本。以河北省為例，2014年其經濟增長6.5%，低于預期1.5個百分點，河北省環保廳廳長陳國鷹表示，化解過剩產能、治理大氣污染影響河北省生產總值增速約1.75個百分點。

　　第二，基層環保部門資金缺口。記者采訪了解到，與越來越細化嚴格的環保執法工作相對的是基層執法人員和資金的嚴重短缺，河北省沙河市環保局局長曾社斌介紹，全局財政供養的一共有60人，其他200多人都不在編。記者四月初采訪時，他說：“我從財政局借了100萬元，才把1、2月份工資發了，3月份還沒著落。”

　　第三，企業成本。我國對企業環保要求逐漸增多，天津大無縫新礦業有限公司生產部部長王世委說，“脫硫脫硝每噸就要增加20元成本，而且這些設備每年得增加1300萬的電費，我們在脫硫之前的利潤每噸也不夠50元，料場密閉還得花三、四千萬元，運營維護還要每年500萬元，如果再上設備造成碳排放超標需要購買指標，那成本就更高了。”

　　第四，百姓支出。以燃煤為例，河北省沙河市副市長裴沛華說，百姓買的含硫韓粉塵煤每噸約400元，去年縣里推廣高標準型煤，但雖經市縣兩級補貼，這種煤每噸仍需600元，百姓購買每噸煤需多花200元。

　　“經濟障”產生多重負面壓力

　　記者調研發現，有上述“四筆賬”所造成的“經濟障”產生的較高成本，也造成了各方面的負面壓力。

　　首先，當前環保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影響了經濟和就業。許多地方政府官員都表示，他們明白環保的重要性以及“不以GDP論英雄”的道理，但地方發展仍然需要得到保證。河北邢臺德龍鋼鐵公司總經理闞永海說，公司原有職工4700人，絕大多數為本地人，2014年卻因公司拆除兩座高爐而分流出600多名工人，影響當地就業。

　　其次，環保隊伍缺乏資金，環保力度存在地區差異，易造成環境污染持續隱蔽存在。公眾的期待以及新《環保法》的出臺，期待環保部門有更加嚴格的執法，但目前基層執法人員大多不在編，缺乏財政支持。如果遇到需要司法鑒定的樣本，幾十萬元的鑒定費用更是他們無法承受的，“一個基層環保局一年的經費可能都做不了一個鑒定。”環保部環境監察局行政執法處罰處處長姬鋼說。

　　此外，許多負責人都談到一個問題，由于不同地區環保標準不同，本地區企業在環保上投入很多，而外地企業沒有投入，如果沒有嚴格公平的競爭機制，環境污染在很多企業會隱蔽地存在下去。

　　再次，當前環保工作懲罰機制有效性依然不足。以秸稈焚燒為例，對于百姓而言，雖然各地都有不同標準的處罰，但似乎未能阻止這種行為。曾社斌說，“我以前在鄉鎮當書記，有個老人家燒秸稈，我說你不能燒，得罰款，他二話不說撿起一塊石頭打破了自己的頭，說沒錢處理秸稈，也沒錢交罰款。”

　　天津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包景嶺說，有的地方對秸稈處理的補貼和懲罰都是幾百元，有的農民干脆拿了補貼之后焚燒，然后再交罰款。

　　破除治霾“經濟障” 不是沒辦法

　　業內人士建議，要想突破環保“經濟障”，必須善用市場機制。

　　第一，建立靈活的考核系統。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前提是要為其設立一個合理的規則。環保現在不僅是生態問題，更是民生問題，所以，不少基層干部建議，各地考核系統應該在考核上對環保有所傾斜。據邢臺市臨城縣環保局局長張冀峰介紹，目前當地的考核中，環保已經占到19分，GDP僅占5分，環保效果顯著。

　　此外，在重視環保的基礎上，考核也應注意因地制宜。據河北廊坊市環保局副局長李春元介紹，在2014年全省環保系統考核中，廊坊環保日常工作落實得分最高，但污染物排放下降指標一項，卻把廊坊拉了下來，總排名第六，就是說我們降得不多。“有的地方，拆掉一個煙囪，空氣污染物就可以下降很多。廊坊沒有大型工業企業，所以沒有重污染，所以降幅只能一點一點，降的絕對量自然就少了。”

　　第二，加大對基層環保的資金和人員投入，同時確保地區間公平競爭。包景嶺建議，對于企業而言，首先要嚴格執行統一的環保標準，其次，在提高排污收費基準的前提下，要對大幅度減少污染物排放的企業給予一定的優惠，激勵更多的企業積極減排。

　　第三，引入社會機構，補貼用“漁”非“魚”。仍以秸稈處理為例，包景嶺認為，農業上秸稈處理對霧霾影響很大，應該由專業公司進行規模化處理，將國家補貼用于獎勵這些專業公司，而不是分散地發給個人，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記者李鯤、鞏志宏、烏夢達、羅爭光、倪元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