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撈隊員出示雙方簽署的打撈費用協議。

　　　　3月11日，打撈隊員（中）要求家屬支付余下費用。

　　　　3月11日，成都市崇州西江橋，劉升在事發地點描述兒子出事和打撈的情況。

　　華西都市報訊 一具尸體，被繩子拴著綁在橋墩上；一個紅包，引發了死者父母和6名打撈人的爭執。

　　3月9日，對于成都市大邑縣的劉升(化名)一家來說，是一場噩夢：22歲的兒子劉坤(化名)在崇州玩耍時，從西江河橋上落入水中溺亡。當劉升得到消息趕到事發地時，面對平靜的河面，他根本不知該如何搜尋兒子。無奈之下，有人提議向打撈公司尋求幫助。

　　10日上午，打撈公司黃飛虎等4名人員趕來，經過溝通，黃飛虎等人提出打撈費按天計算，一天8000元，如果打撈到人，打撈費要再加1萬元。得到劉升一家的同意后，“蛙人”下水，搜尋近6小時后，依然沒有找到劉坤的尸體。這一天，打撈公司只收到4000元費用。

　　第二天下午，在劉坤的落水地點，打撈人終于找到了尸體。兒子的尸體找到了，原本此事就該告一段落，但打撈人的一個舉動，引起了劉升的不滿：撈出水面的尸體，被繩子綁著拴在橋墩上。他說，這是打撈人“挾尸要紅包”。對此，黃飛虎則稱，這是行業規矩，通常打撈人只負責將尸體撈出水面，運上岸的事則是由家屬負責，“如果非要運上岸，就要包紅包沖沖喜，我們事先就說好了。”雙方各執一詞，一度發生爭執。最后，在圍觀群眾的議論聲中，劉坤的尸體由打撈人運上了岸，劉升付清了費用，也封了紅包。

　　疑

　　最后的話：“或許她心里根本沒有我。”

　　與心儀女生外出 最終卻溺水身亡

　　3月11日下午4時，看著劉坤的遺體，他的高中同學胡磊掏出手機，點開微信，與劉坤的對話，停留在“或許她心里根本沒有我”。那可能是劉坤留在這個世上的最后一句話，時間定格在3月9日零時許。

　　再早一些，8日晚10時30分，胡磊接到劉坤的電話，“他說，除了那個女生，其他人都不認識，感覺很尷尬。”他口中的女生，是劉坤追了兩三個月的人，女生在崇州工作。劉坤的姑姑說，白天時，劉坤的母親曾接到兒子的電話，祝母親婦女節快樂。直到9日上午，劉升接到警方電話，才得知兒子已溺水身亡。

　　接到消息后，劉升夫婦和其他親戚從大邑家中趕來，站在西江河邊，他們看著警方和消防隊正在打撈尸體。“水流急水域廣，撈不到。”岸邊一家茶鋪的老板說。這時，人群中有人提議：“自己找一家打撈公司嘛。”隨后，劉升托朋友找到一家名為“重慶映江潛水”的打撈公司。

　　黃飛虎就是這家打撈公司的員工，10日上午10時許，他和其余3名同事趕到西江河。他們提出：只要下水，就是8000元，如果打撈到尸體，再加收1萬元。目擊者稱，家屬同意后，最終協商為第一天支付4000元錢。黃飛虎說，根據經驗，一般落水點就是沉尸的地點。然而，直到當天下午5時，他們都沒有發現尸體。

　　痛

　　“他們把我兒子那么掛著，也不運上岸。”

　　尸體被綁在橋墩不見紅包不運尸

　　第二天，黃飛虎又從重慶找來兩名同事，打算第二次下水尋找尸體，這一次，下水的“蛙人”增加到兩名。下水前，他們依然和劉升手寫了一份協議，寫明，這次依然是：沒打撈上8000元，打撈上就多給1萬，打撈時間從穿衣服起5個小時。

　　11日上午，黃飛虎的同伴在水中依然沒有發現劉坤的尸體。直到下午2時36分的最后一次下水前，有人說劉坤是從靠近別墅的地方落水的，他們從那下水，終于發現了尸體，并很快打撈到了尸體，隨后幾人用繩子將尸體拴在了橋墩上。

　　就是這樣一個舉動，引起了死者父親的不滿。

　　“他們把我兒子那么掛著，也不運上岸，還問我們要紅包，說不給就不管了。”站在橋上目睹了整個搜尋過程的劉升，見到兒子的尸體被綁在橋墩上，遲遲不運上岸，他認為撈尸人是在“挾尸要價”。

　　劉坤的兩位姑姑說，她們聽到“蛙人”開口要價：“他們喊再給5000元，要包紅包，不給就不撈了。”

　　有目擊者告訴記者：“家屬沒答應給，蛙人就開著空船，回到岸邊，尸體就那么拴在橋墩上。”

　　當船靠岸后，劉升夫婦沒有看到兒子的尸體，一番爭執后，劉升說，他答應封紅包后，打撈者才將船開回，把兒子的尸體運上岸。記者調查9年撈尸30余具

　　如今行業“大不如前”

　　撈尸公司，作為一個游走在法律邊緣的行業，它本身也頗為秘感。這里面，是否真的存在如黃飛虎所說的，存在一定行規？

　　記者聯系到一位成都相關行業的彭先生，據他所知，成都沒有專業的打撈公司，但重慶則有上百家，“‘蛙人’分布在成都各區縣，一旦有需要，我們會聯系成都的蛙人立即趕過去。”

　　成都也有撈尸人收到錢后開收據

　　彭先生介紹，打撈尸體是風險行業，如果打撈費只有一兩千元，是不會有人愿意做的。通常，打撈費用都分成兩部分，如果沒有打撈上，只要8000元，打撈上的話，則要1萬5千元。彭先生說，“算是行業內的大家自己定的標準吧，不會優惠。收到錢后，我們會給他們開收據，但不會提供發票。”

　　除了不接受議價外，彭先生還有一項原則：只將尸體撈出水面，絕不抬上岸。他說，這是他們的行規，“有忌諱，尸體撈上后，家屬或朋友自己抬上岸，我們是不會碰的。”他說，雖然有紅包能沖喜一說，但他從來都不這么做，“就算給了紅包，也不想運上岸。”

　　除了把撈尸當作事業的打撈公司外，在沿江一些地區，更多是一些不怕晦氣的漁民扮演著撈尸人的角色。不久前，記者走近了這個群體。這群撈尸人因神秘、機警，又被當地人叫做“水鬼”。在他們之中，祝二(化名)撈尸已有9年，至今從江中撈起過30余具尸體。“我們不會把尸體拉到船上，只會用繩子套著在江水中拉著走，直到拉上岸。”祝二說。談報酬三千到上萬元不等但一聲感激更珍貴

　　“撈尸”的市場價究竟是多少？究竟是利益驅使還是同情心使然，讓為數不少的瀘州漁民，愿意做這個“晦氣”的工作？

　　知情人士透露，打撈的價格并沒有定數。一般情況下，打撈前，漁民會和家屬商量，甚至有時他們會根據對方的經濟情況而臨時“要價”，有時上萬元，也有兩三千元，或者更低的。祝二和別的“水鬼”不大一樣，他幫人撈尸大多不收酬金。“撈尸只是捕魚、養魚收入的一點零頭。”祝二說，看到尸體上岸，能夠入土為安，家屬的一聲感激，很多時候比金錢還要珍貴。談前景遇到意外多找警方職業打撈幾無可能

　　袁丁，是長江航運公安局瀘州分局的一名資深法醫，他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處理江面上的浮尸。他說，現在這一帶已經沒有一個職業撈尸人了。像祝二一樣的“水鬼”，撈尸對他們來說，最多算份副業。

　　不過現在，漁民和家屬“私下尋人”正在不斷減少，長江上的秩序正越來越規整。袁丁說，第一是因為長航瀘州警方在瀘州知曉度的提高，一旦有親人落水，家屬第一反應是報警，警方的及早介入能減少漁民撈尸的情況發生。第二是近來水上民警和各地派出所的配合緊密，一旦發現浮尸，地方派出所會直接通知水上警察，信息暢通，自然減少了其他人讓“挾尸要價”鉆空子的機會。當然，面對性質惡劣、無理取鬧漁民的懲罰愈加嚴厲，也是一個客觀因素。打撈人說紅包只為沖喜每人只收了40元

　　“我們做這一行的，有忌諱，一般只負責將尸體撈出水面，后續運上岸之類的，都是家屬做的。”黃飛虎自稱入行3年，他說，在和劉升簽協議前，他們已經議好價，也事先提醒過，如果要運上岸，是要收紅包的，“我們也沒說要包多少，只是討個紅包圖吉利，我們有講究，撈上尸體后，封個紅包能沖喜辟邪。”

　　黃飛虎說，當兩名“蛙人”空船回到岸上時，迎上了劉升一拳，雙方發生爭執，扭打起來。圍觀的人群越來越多，有人說，“天氣這么冷，人家跳下去給他撈人，連聲感謝的話都沒有一句。”也有人說，還是該從人性出發，先將人撈上來再談錢。在七嘴八舌中，劉升還是答應封紅包。

　　最后，尸體被運上岸，撈尸者也收到了劉升封的紅包，每人40元。加上第一天的4000元打撈費，幾位撈尸人收到了2萬2千元打撈費。隨后，22歲小伙劉坤的尸體被送往殯儀館。過不了多久，劉坤就能入土為安，但這兩天的經歷，不僅讓劉升一家心中不悅，就連撈尸人黃飛虎一行人也覺得委屈。新聞鏈接

　　大學生見義勇為遇難撈尸人“挾尸要價”

　　近年來，關于撈尸糾紛的新聞遠不止這一起。

　　2013 年 9 月 14日，廣東省東莞市兩名中學生在厚街沙溪水庫不慎溺亡。在聯系撈尸隊的過程中，學生家長懷疑撈尸人坐地起價，拒絕付錢，雙方引發了糾紛。

　　2009年，湖北省荊州市3名見義勇為大學生不幸遇難，其遺體在打撈過程中出現的“挾尸要價”場景刺痛了人們的神經，這一事件也讓撈尸這一特殊職業走進公眾視野。實際上，撈尸很早就已在黃河和長江沿岸出現。從目前來看，我國在打撈遇難者遺體方面并沒有統一的機構或者設置，多數為民間行為。這些民間撈尸人或者打撈公司有無執業資質、營業執照，都并不清楚。專家建議

　　行業混亂應加強管理

　　面對溺水者家屬的求助，從事撈尸的人們，是應先議價再打撈，還是以人文關懷為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胡光偉說，作為這樣的民間打撈公司來說，盈利可能是第一位的，“要求他們只做公益善事，是不可能的。不過，溺水者家人已經很悲痛了，打撈人也該多換位思考一下，打撈費是要收的，畢竟成本在那里，但不要收得太過分。”胡光偉說，目前來看，打撈尸體這個行業很多東西都不太規范，收費和管理也比較混亂，有關部門應加強監管。

　　對于撈尸者所說的行規“只撈出水面，不運上岸”，胡光偉認為，既然已經將尸體撈出水面，運上岸是順手的一件事，“如果真的存在行業忌諱，他們也該事先說清楚。”（華西都市報記者甘昕鑫李昶攝影吳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