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黃利強拿著兒子黃磊的身份證

　　時間接近上午九點，黃利強和妻子跟隨代理人進入法庭，顯得有些心事重重，但似乎又多了一份期待。一個月后，將是他們的兒子黃磊去世3周年祭日。2013年夏天，廣安市廣安區17歲少年黃磊溺亡，家人為其申報“見義勇為”未果，隨后將廣安區綜治辦以及廣安區政府告上法院(成都商報曾報道)。昨日上午，此案在廣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原被告雙方圍繞少年是否是“救人溺水身亡”展開激烈辯論。

　　法庭上，黃家向法庭出示了新證據，稱有2位當天最早到場的村民從唯一目擊者和生還者柏某某口中聽到，黃磊系救人溺亡。不過，被告方代理人提出質疑，稱同樣是這兩位村民，事后接受廣安區政法委、紀委的調查時，表示并沒聽到柏某某說這些話，而且，原告方為了取證還給3位參與打撈尸體的村民每人300元報酬。昨日的庭審持續了近5個小時，不過，法院未當庭宣判。

　　事件/回顧

　　溺水身亡還是救人溺亡?

　　同一證人說出兩種“真相”

　　2013年8月18日，廣安市廣安區石筍鎮，17歲少年黃磊到同學柏某某家幫忙收割水稻。當天下午6時許，黃利強便接到“兒子出事了”的電話。

　　與黃磊一同溺亡的，還有柏某某的表弟劉福萬。經當地相關部門協調，柏家給黃家補償了1萬元。作為當天唯一生還者柏某某，最先接受派出所問訊筆錄時，稱黃磊系不慎溺水死亡。但幾個月后，柏卻又改口，在QQ空間寫下日志，稱黃磊當天是因救落水的表弟而溺水身亡，其行為屬于見義勇為。

　　之后，黃家開始為兒子的“見義勇為”稱號四處奔走，但在同一證人口中的兩個“真相”面前，相關部門作出了“不予申報黃磊見義勇為”的答復意見書。之后，黃家將廣安區人民政府以及廣安區綜治辦告上法庭，請求撤銷此答復意見書，并請求重新作出“確認黃磊見義勇為”的意見。

　　新證據

　　少年是否救人被淹?再現“兩種說法”

　　在7月4日的庭審上，黃家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諸多證明黃磊系救人溺亡的證據，包括此前向媒體公布的柏某某QQ空間日志截圖，柏某某在日志中寫道：“我的表弟劉福萬因為不小心滑入水中……黃磊不顧一切地脫下鞋子跳入水中去救……我下去救他們，當我走到深一點地方的時候，就一下子滑了下去……黃磊推了我一把……我的身體借著推力游到了淺水的地方，我上岸后很快去找人救他們。”不過，被告方對這些證據持懷疑態度，指出柏某某寫日志是在黃家人“多次打電話，讓柏某某很煩”的情況下才寫的。

　　此外，黃家還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新證據：黃利強與幾位當天最早到達事發現場的村民的談話錄音文字記錄。這些文字記錄是黃磊去世一個多月后，黃利強重返事發現場找到村民們問到的說法。其中兩位村民的“說法”顯示：當天柏某某曾向他們提到過，是其表弟劉福萬先落水，黃磊去救被淹。另一位參與尸體打撈的黃姓村民稱，當地廣安區石筍鎮政府人員當天也曾趕到現場對柏某某進行問詢，柏某某的說法也是“小的孩子(劉福萬)先掉下去”。不過，黃家代理人何定全事后曾找當地鎮政府要求查看筆錄，但被告知該筆錄已經遺失。鎮政府給出的解釋是“在年終清理資料時將此材料不慎丟失”。

　　對于黃家提出的新證言，被告方廣安區綜治辦代理人劉斌稱，廣安區政法委、紀委等相關部門事后也對上述幾位村民進行了詢問，但對方的說法卻是：當天并沒有聽到柏某某說“黃磊是去救人被淹”。

　　新情況

　　被告方：原告方曾給三作證村民每人300元

　　庭審上，被告方代理人劉斌還表示，關于原告方提交給法庭的村民證言，并不符合規定。

　　劉斌稱，根據廣安區政法委、紀委等相關部門事后的走訪調查得知，原告方及其代理人當天實地調查取證時，曾找到3名參與打撈尸體的村民，在未表明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稱為了給死者(黃磊)的父母辦養老金，希望對方能證明黃磊的溺亡經過，“當時是一份他們(原告方)寫好了的文字，讓他們(村民)簽字蓋手印，至于寫的內容，他們也記不清楚了。”劉斌稱，事后，原告方還給了3名打撈人員每人300元報酬。

　　不過，原告代理人何定全解釋，當天取證時確實給了幾位村民一定的報酬，但原因是因為取證耽誤了幾位村民的時間，而給報酬也是在取證完畢之后，并不違規違法。至于“取證謊稱為黃磊父母辦養老金的說法，那是被告方編造的”。

　　被告方

　　“他的行為不符合見義勇為評定標準”

　　庭審上，劉斌表示，黃磊當天即使是救人溺亡，其行為也不符合見義勇為的評定標準。

　　劉斌稱，根據《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以及《廣安市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辦法》相關規定：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義務以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各種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

　　結合本案來看，柏某某、黃磊已17歲，相約去同學家玩耍，12歲的劉福萬要求跟隨，柏、黃二人沒有拒絕。三人同騎一輛摩托車出發，事實上形成了兩個17歲的大孩子帶一個小孩子的情況，在劉福萬提出去水邊玩耍時，柏、黃二人也沒有反對，這些要素，在法律上構成在先性行為。當12歲的劉福萬在水邊遇險，在柏、黃二人存在在先性行為的前提下，對劉福萬有救助義務。“柏、黃二人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帶劉福萬同行這一在先行為客觀存在，他們對劉福萬都有照顧看管救助的義務，無論這一義務是法定的、約定的或者道義的，他們都有救人的特定義務。”

　　被告方還表示，當初廣安區公安分局提交給區綜治辦的《關于建議確認黃磊見義勇為行為的申報材料》，這只是給廣安區綜治辦的一個建議，綜治辦會根據所有材料做一個綜合判斷分析后，形成一個建議后再報送區政府，是否評定為見義勇為最終由區政府做決定，廣安區公安分局的“材料”只是一個建議，并非最后結論，這并不代表黃磊的行為就是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

　　昨日，法院并未當庭宣判。

　　少年父親

　　數年奔走 只為給兒子爭一個“該得的名譽”

　　黃利強是鄉村醫生，曾德蓮在家務農，原本幸福和諧的三口之家，因兒子黃磊之死，打破了一切。

　　昨日庭審結束，黃利強心里并未覺得輕松。數年奔走，他仍心存疑惑，為何諸多證據證實兒子是救人溺亡，但就是不能申報為見義勇為呢?“他是家里的獨子，不是為了錢，只是為了給兒子一個名譽。”黃利強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并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為了給兒子爭一個“該得的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