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11月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從歷史經驗來看，歷次三中全會都是關于改革的重大會議，每次都會確立新的改革目標，指引我國改革前進的幾個重要文件幾乎都是在歷次三中全會上通過的。

　　我先后參加過六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個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三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三個文件的出臺幾乎都是相隔十年，現在距離上一個文件的出臺已經有十年了，改革也面臨著新的情況和任務。回顧過去三個決定文件的起草歷程和深遠影響，我們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作出重要的戰略部署，并出臺重要的戰略性文件。

　　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是在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1984年農業生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糧食增產達到4070億斤，創造了歷史最好水平。農產品豐收了，要有市場、要有銷售渠道，同時也要求交換農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還是原來的那套體制模式，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有以下幾個弊病：

　　第一個弊病是，政企不分。第二個弊病是，條塊分割。第三個弊病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而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第四個弊病是，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很嚴重。以上弊端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黨在十二屆三中全會認真總結了經驗，1984年10月20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也有許多重大的突破。《決定》中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決定》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益、靈活經營，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原來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第二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根據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明確了，怎么建立？當時心中沒數。所以中央專門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研究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討論研究，認為必須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在這個《決定》中，第一次把資本市場寫上去了，這不容易，因為解放以后不能提“資本”兩個字，怕“資本”和“資本主義”相聯系了，所以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只能叫“資金”、“資金利用”、“資金周轉”，不能提資本。其實，資本是生產要素，不是與資本主義相聯系，我們社會主義同樣要利用資本這個要素。

　　關于提“勞動就業市場”還是提“勞動力市場”有不同意見。我堅持要理直氣壯地提出勞動力市場，但有人說：勞動力怎么進入市場呢？勞動力進入市場就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贊成勞動力市場的提法。我認為必須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說過：“你們的汽車司機服務態度不夠好。因為司機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我是主人，你坐車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給仆人服務呢？所以心態不平衡。”工人階級是一個整體概念，而具體到每個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最后，勞動力市場被寫進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

　　中央第三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當時是什么背景呢？從發展成果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逐漸建立并日益發揮出市場機制的巨大效益。對外開放則因為加入世貿組織而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許多在內部難以突破的體制、機制障礙因為對外開放的倒逼機制而被迅速克服，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獲得極大提高，2003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關。正因為取得了這樣的成績，當時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實際上，改革任務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個經濟體正大踏步地邁向市場化，舊體制與新的經濟力量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新興的市場主體的壯大對市場體系、金融體制、投資門檻、國企壟斷以及政府職能等一系列體制性障礙提出了新的改革訴求，市場化的經濟基礎對整個國家的體制、機制形成了更進一步、更廣泛的改革壓力。中央及時指出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有幾個創新點：

　　第一，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第二，提出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第三，提出大力發展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

　　第五，最重要的是，《決定》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創新

　　除了上述三次三中全會之外，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論述，都有許多理論上的創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而且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十三大我沒有參加起草，但是有一個建議，登在1987年8月20日國家體改委的一個簡報上，題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論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講了三點意見：第一，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方法，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二，用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第三，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發展，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形式發生變化，從指令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當時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在簡報上批了“送總理參閱”幾個字。總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計劃改為經濟合同制的觀點反映到報告中去”。用經濟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現在看來不覺得什么，但當時是一件大事。

　　起草十五大報告時，我負責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論上有創新，創新點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過去講是方針，但十五大報告作為基本經濟制度，而且跟初級階段相聯系，就是一個長期不能隨意改變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而且可能多樣化。第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講是有益的補充。第四，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我講過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百分之百的國有經濟，另外一種是國有成分在每個企業只占20%。哪一種模式的控制力強？我認為是后一種控制力強，因為前者控制一個企業，后者控制五個企業。第五，提出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第六，各類企業都應平等競爭，一視同仁。

　　十五大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把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提法改變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極其鮮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這是歷史性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