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和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同時必須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本國發展道路的權利。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愿望，事關人的生存與尊嚴，是人權的應有之義。每個國家采取何種方式消除貧困，既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也受該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制約。消除貧困這一目標是共同的，實現目標的方式是多樣的。只有充分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減貧道路，讓各種行之有效的減貧模式在一個多元世界中共存和競爭，消除貧困的共同目標才能得到更好地實現。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大力開展扶貧行動，經過30年的積極探索，尋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這是一條務實的道路，將減貧行動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制度建構上，追求消除貧困的理想同切實有效的措施手段有機結合，并且在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的同時，有意識地實現資源分配方面的互惠共享。

　　首先，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堅持立足基本國情，充分發揮制度優勢。中國正視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偏低的現實，在此基礎上開展扶貧活動，將發展作為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中國充分尊重歷史形成的政治模式，發揮該種政治模式所具有的體制和制度優勢，建立了“黨的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黨的領導保證扶貧減貧的政策方向，政府承擔主要任務并發揮主導作用，以社會參與的形式動員社會力量，積極調動貧困人口本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黨的領導，通過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全社會的動員，發揮不同主體在扶貧體系中的協同作用，打通地區、部門、行業等的限制和障礙，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社會扶貧體系。

　　其次，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堅持加快發展經濟，扎實推進減貧事業。絕對貧困現象的存在，與經濟不發達存在著正相關。經濟的發展并不必然帶來貧困現象的自然消除，但經濟的不發達則必然會導致整體性貧困。中國正確處理發展經濟與消除貧困的關系，把發展經濟作為消除貧困的根本，發揮扶貧開發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作用，在連續實施扶貧開發規劃的同時，注重將扶貧開發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實現兩者的有機聯動。自2009年以來，中國政府將扶貧減貧行動逐步與實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對接，在2016年第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制定中首次將扶貧減貧行動、人權保障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有效結合，同步推進，實現了扶貧減貧規劃、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三者的有機聯動。

　　再次，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堅持多種形式減貧，注重提高實際效果。在具體的扶貧措施上，中國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面上扶貧”到“點式扶貧”的轉換。“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智”，如果說救濟式扶貧還只是“授人以魚”，那么，“開發式扶貧”則旨在“授人以漁”，增強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扶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點式扶貧”的實質是“精準”。從“區域性扶貧”到設立國家貧困縣，再到“整村推進”“扶貧入戶”，是針對貧困地區從注重整體的“面上扶貧”到注重個體的“點上扶貧”的逐步精準的過程。同理，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結合，在加大對農村、農業、農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礎上，對貧困人口實施特惠政策，是在國家整體布局中實現優惠政策全覆蓋，消除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特定群體短板的同時，進一步瞄準其中的貧困人口。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更加深入到致貧根源的消除，分類施策，重在精準，從而提高扶貧減貧實效，實現脫貧的基本目標。

　　最后，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堅持社會公平公正，努力實現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均不是平均，而是均衡。中國特色扶貧開發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在發展經濟增大社會財富總量的同時，更加注重分配問題。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以制度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改革開放成果是全體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晶，改革開放成果理所當然由全體人民共享。每個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人人參與，人人受益，用法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在中國的大家庭中，“決不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小康社會是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夢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徹底消除貧困現象。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的目標，中國政府帶領中國人民，用了“洪荒之力”，克服重重困難，齊心協力，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在促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同時，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的中國貢獻。（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 孟慶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