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是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推進標本兼治的重要制度成果。特別是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維護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意義尤其重大。

　　嚴明政治紀律，堅決維護核心

　　六中全會要求，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嚴明政治紀律，增強“四個意識”。而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最終要落實到向核心看齊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證明，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下的新一屆中央，治理中國的績效非常顯著。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主動擔當，無論是從抓政治局的自我約束開始，出臺“八項規定”，認真整治四風，還是出重拳反腐、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無論是親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協調權力支配和資源配置，還是簡政放權，增強經濟活力；直到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一樁樁、一件件都贏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正風反腐力度之大，被國外媒體稱為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反腐敗斗爭。而許多被揭露出的案件，也的確觸目驚心。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成為了我們黨中央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是歷史的要求，是時代的呼喚，是人民的期盼。因此，我們講樹立核心意識，就是要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特別是六中全會公報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會最大的亮點。對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聚焦關鍵少數，做到以上率下

　　六中全會通過的《準則》和《條例》，是全面“管黨”“治黨”的重要抓手，而“管”和“治”的聚焦點，都是高級干部。高到什么程度？準則第一部分就強調，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必須以上率下，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范。《準則》還多處專門談到對高級干部的要求。還要制定高級干部貫徹落實《準則》的實施意見，指導和督促高級干部作全黨表率。《條例》也單設了黨的中央組織的監督一章，強調中央委員會成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發現其他成員有違反黨章的行為應堅決抵制，并及時向中央報告；中央政治局每年召開民主生活會，進行對照檢查和黨性分析；政治局委員要嚴格執行八項規定，自覺參加雙重組織生活會，如實向黨中央報告個人重要事項，還要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等。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這樣全面、這樣詳盡地約束最高領導層的行為準則和紀律規范，從來沒有哪部黨內法規會如此高密度、高頻度地聚焦中央領導層。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這是解決黨內存在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說，在一些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突出，特別是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十八大以來為什么人民群眾對我們反腐敗斗爭的信心倍增？就是因為我們黨真的打了“大老虎”，讓人們眼見為實地看到什么叫“反腐無禁區”，什么叫“對腐敗零容忍”。而高級干部廉潔自律，就能理直氣壯地約束下屬，一人清正，可以帶來一班人清廉，一方清明。把高級領導這個“關鍵少數”抓好了，其他很多事都好辦了。這也使人們想到，2012年12月中央通過的八項規定，堅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就是從抓政治局委員的自我約束開始的。那時，有誰能想到八項規定會給黨風、政風帶來這樣巨大的、不可逆轉的改變？誰能相信當時隨處可見的奢靡之風真的會在很短時間內就銷聲匿跡？關鍵就在于這次在以上率下、踏石留印、抓鐵有痕上動了真格，而且是越往后越嚴。因此，六中全會以制定《準則》、修訂《條例》為切入點，深化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寓示著新實踐的開啟。如果說，四年前以八項規定為切入口的管黨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1.0版，那么新頒布的《準則》和《條例》，則可以說是全面從嚴治黨的2.0版，必將帶來黨內政治生活的新變化、新進步。

　　規范黨內生活，鑄就黨員之魂

　　《準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意義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即它是“保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重要法寶”，也是“強化黨內監督的核心”。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強身治病、保持肌體健康的銳利武器，要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其中的戰斗性，就是要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敢于出汗紅臉。但也必須承認，有些黨組織和黨員還做得不夠好。習近平總書記講了四個“不夠”，就是“發揚民主不夠、正確集中不夠、開展批評不夠、嚴肅紀律不夠”。

　　例如，民主集中制要求，重大問題必須由黨委集體討論，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但有些地方和單位黨委中存在“開大會決定小事，開小會決定大事，不開會決定最重要的事”的假民主、真專斷現象；有的在會議上不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策，而是“誰職務高誰說了算，誰分管的工作誰說了算，誰資格老誰說了算，誰脾氣倔誰說了算”。特別是有的地方主要領導搞個人專斷危害極大。即使僅是作風問題，這樣的干部也是十個有十個要跌跤的。特別是我們面臨十分復雜的經濟社會形勢，黨內也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這時能不能、會不會依靠集體智慧、群策群力去攻堅克難，是對一個班子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重要檢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質量，要大膽使用、經常使用、用夠用好，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一種責任。但確實有很長時間人們不習慣這樣做了。因此《準則》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帶頭從諫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示范行動引導黨員、干部打消自我批評怕丟面子、批評上級怕穿小鞋、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等思想顧慮。把發現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作為考核評價領導班子的重要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增強黨的意識、黨員意識、宗旨意識。而對待這些黨內政治生活的態度，也是檢驗每個黨員黨性修養的試金石。

　　加強監督工作，激勵約束并重

　　加強黨內的監督，最根本的還是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依規依紀進行，才能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做到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而強調要加強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是《條例》的一大亮點。習近平總書記批評的黨不管黨現象，就是上級不管下級，黨組織不管黨員。這是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的主要表現。黨的十八大以后，巡視工作利劍出鞘，是中央從嚴管黨治黨的重要示范，包括要求中央巡視組的任務是政治巡視，重點監督被巡視地區單位的領導班子和主要領導，在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上取得重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還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多設置一些監督“探頭”，使一把手置身于黨組織、黨員、群眾監督之下。上級黨組織要多了解下級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狀況，多注意干部群眾對下級一把手問題的反映，多聽取下級領導班子成員對一把手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說，上級對下級尤其是上級一把手對下級一把手的監督最管用、最有效。黨員、干部包括群眾也可以通過領導干部述職述廉、提拔選舉等環節對一把手實施監督。

　　對一把手來說，監督權力遠不如限制權力更重要。現在，每個政府部門都有權力清單和邊界，一把手也要有明確的權力清單和邊界。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明確一把手用人、決策、執行和監督的權力邊界，構建公開透明的權力運行機制。這也是為了保護我們的主要領導干部，不要讓一些居心叵測的人以為，搞定了一把手就搞定了一切，從而把他當做用糖彈密集轟擊、千方百計拉下水的對象。我們黨培養一個在困難形勢下挑大梁的正職干部非常不容易，但在政治生態還不好的地方，干部垮起來卻很快。如果平時不管，出了事再懲辦，很容易導致“人財兩空”，一個很有才華和能力的干部毀了，造成的巨大損失也無法追回了。領導干部也要習慣在監督下工作。你掌握的公權力越大，各方面的監督者必然越多，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成為隱私權很小的半透明人，這也是公職人員要干成事業、實現人生價值的必要代價。

　　《條例》還提倡黨員要署真實姓名反映違紀事實，黨組織要保護黨員的權利，為檢舉控告者嚴格保密。要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干部，不得混淆干部所犯錯誤性質或夸大錯誤程度，對干部作出不適當的處理，不得利用干部所犯錯誤泄私憤、打擊報復。對以監督為名侮辱、誹謗、誣陷他人的，依紀依法嚴肅處理。這是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有的地方每到班子換屆選舉和重要領導崗位出缺時，往往是各種匿名的舉報信像雪片一樣飛來的時候，不管真的假的，先把競爭對手搞臭了，把水攪渾了再說。這是對反腐敗斗爭的最大干擾。習近平總書記告誡說，在年輕干部中一定不要出現這種為了個人向上爬而不擇手段的行為，否則就會受到黨紀國法的追究。《條例》也提出，對受到誹謗、誣告、嚴重失實舉報的黨員，黨組織要及時為其澄清和正名。這樣就把激濁和揚清、約束和激勵、監督和保護很好地結合起來，必將進一步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進步，也使黨內監督這篇大文章越做越好。(作者：《紅旗》出版社原總編輯　黃葦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