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保險費率市場化改革一直受到業內外廣泛關注，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運行具有自動調節作用，是能夠調整一般性經濟波動的，如果過多地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增長，不僅難以為繼，甚至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

　　早在1999年，保監會為解決保險公司的利差損問題實施管制，規定傳統壽險的預定利率不能高于2.5%，由于遠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傳統壽險產品定價明顯偏高，損害了投保人權益，同時影響了行業持續發展。改革或許只是時間問題，正值壽險業發展放緩之時，各界對于費率市場化改革的熱議此起彼伏。本期《保險周刊》特別策劃了一組報道，深入探討壽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的有關問題，敬請關注。

　　“我國壽險業之所以發展放緩、公司大面積虧損，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傳統壽險產品定價較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保險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王國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若壽險預定利率從目前的2.5%上調至3.5%的話，將會直接讓利于保險消費者，利好行業長期發展。”

　　據悉，今年3月7日，保監會人身險監管部向各人身險公司下發了關于征求對《關于開展人身保險費率政策改革試點的意見》及具體實施辦法等四個文件，將人身險費率改革提上議程。

　　專家認為，2.5%的預定利率早已遠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在讓保險公司賺取高利差的同時，由于定價過高傷害了投保人的利益，也抑制了傳統壽險產品的銷售，不利于行業持續發展。然而改革風險較大，專家提醒還須積極謹慎、漸進式進行，盡力把好事做好。

　　投保人直接受益

　　正如中國精算師協會會長魏迎寧所說：“從理論上講，保險費率作為保險產品的價格應當是公平的，既不能偏高、損害投保人的利益，也不能偏低、造成保險公司經營風險。如何實現保險費率的公平呢？最好是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價格的均衡。”

　　據透露，保監會下發的上述文件將人身險費率改革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開展普通型人身險和項目掛鉤保險產品的費率政策改革試點；第二階段，配合稅收遞延養老保險等項目開展區域性試點；第三階段，適時開展公司層面試點；第四階段，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實現費率管制的全面放開。

　　該征求意見稿還指出，保險公司開發的普通型人身險產品，不再受2.5%預定利率紅線限制。產品預定利率在3.5%（含）以下的，按照有關規定報送保監會備案，預定利率在3.5%以上的，按照一事一報的原則，使用前報送保監會審批。

　　作為保險公司承諾給投保人的投資收益率，預定利率越低，保險公司實際投資收益率高于預定利率的部分即利差就越高，保險公司利潤就越高；反之，預定利率越高，投保人到期的回報就越高。而目前壽險2.5%的預定利率是早在14年前就敲定了的（當時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2.25%），遠低于近年來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傳統壽險產品定價明顯偏高，銷售情況不容樂觀。

　　“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保險公司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偏離了中國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進程，也沒有考慮客戶的合法權益，從而最終制約了保險行業的發展，損害了保險公司的自身利益。”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光大永明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董事長解植春直言。

　　壽險預定利率的提高意味著投保人若要獲得同樣的保障水平，其所需繳納的保費下降，或者投保人用同樣的保費可領取更高的保險金額。

　　條件逐步具備

　　事實上，早在2010年保監會就發布了《關于人身保險預定利率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表示為保護消費者利益、鼓勵產品創新，促進人身險又好又快發展，決定放開傳統人身保險預定利率。但由于種種因素制約，該項決定隨后不了了之。

　　顯然，改革帶來的風險是在所難免的。解植春認為：“從短期來看，費率改革可能推高保險費率，保險公司成本提高，利潤空間更小，盈利壓力更大。”

　　并且，費率提高會降低保費，使得新近投保的客戶選擇退保再按較低保費投保，甚至使得部分客戶徹底流失。

　　“整個行業面臨重新洗牌的可能。費率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不同公司的同類產品會出現差別化費率，公司也會競相開發差別化產品，客戶會據此重新選擇合適的保險產品和保險公司，因此保險公司可能出現分化和重新洗牌，中小公司面臨的生存壓力更大，可能進行非理性的費率競爭，進一步推高行業成本。”解植春直言，“從長期看，對保險公司的產品開發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壓力更大。”

　　不過，魏迎寧表示我國保險費率市場化的條件正逐步具備，他稱：“在保監會的推動下，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內控制度建設有了很大進步，正在逐步健全、完善；在國內大部分地區，市場競爭較為充分；至于統計數據，壽險業務已編制了生命表，精算師協會成立了經驗分析辦公室，準備編制重大疾病發生率表，并收集、整理其他業務數據，把這些數據整理并且標準化，能作為制定費率的依據；保監會的償付能力監管也已明顯加強。”  

　　改革應積極審慎

　　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日本壽險定價放開的歷史經驗表明，放開定價利率后，在一段時間內可刺激需求，當壽險定價利率相對定存利率更高時，壽險保費增速提升更明顯；但因宏觀經濟快速衰退，隨后保費增速下降；之后利率快速下降，保險資金投資收益率也跟隨下降，利差損風險爆發。

　　對于日本曾經的教訓，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分析報告表示，利差損毫無例外都產生于高利率時期，由于當前利率不高，長期下行空間不大，因而我國壽險費率改革的利差損風險較小；鑒于我國壽險發展低迷已經持續兩年多，與當年日本放開壽險利率時壽險增速很高不同，因此我國壽險以量補價的空間存在；此外，我國壽險存量保單，特別是銀保渠道的退保風險較大。

　　專家還認為，當前行業環境并不適合全面放開定價利率，改革應該積極審慎、漸進式進行，盡力把好事做好。

　　中金公司行業分析師唐圣波認為，由于1999年以前的高利率保單尚未完全消化，最近3年資本市場表現不佳拖累行業盈利能力，同時行業還面臨治理銷售誤導、保單集中到期和退保率升高帶來的經營性現金流壓力，因而行業當前抗風險能力還不夠強。

　　當前我國償付能力監管標準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將最低償付能力要求設定為法定保險合同準備金和風險保額的一定比例，而沒有對風險較高的高定價利率保單提出更嚴格的資本要求，導致法定準備金下降，從而最低資本要求反而會降低，并不適合定價利率全面放開。

　　此外，我國當前利率水平處于較高水平，未來市場利率水平可能降低，向海外成熟經濟體看齊。如果此時放開定價利率，將使壽險公司積累較多高利率成本的負債。同時，由于中國資本市場環境不成熟，并沒有與高利率成本負債相匹配的投資工具來分散行業系統性風險，使得我國壽險業或將再次面臨利差損風險。（劉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