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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城管臨時工現狀:文化程度低 工資低

          2013-06-17 07:15:00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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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晚10點,朝陽區國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隊員帶領一隊協管例行巡查街邊大排檔。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6月13日晚10點,朝陽區國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隊員帶領一隊協管例行巡查街邊大排檔。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6月13日晚8點,朝陽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側,一次聯合執法行動中,輔警與協管抬走商戶的燒烤用具。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6月13日晚8點,朝陽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側,一次聯合執法行動中,輔警與協管抬走商戶的燒烤用具。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5月31日,陜西延安市發生“城管跳腳踩商戶頭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應,跳踩商戶頭部者為臨時聘用人員。

            眾多公開報道顯示,延安事件不是城管群體撞擊公眾視線的孤例。而“臨時工”這個名詞,也越來越多地成為很多事件的擔責者。

            據北京市政協2011年撰寫的調研報告,北京市城管在編數量7000余人,外聘協管、保安約6500人。

            市公安局近日稱,目前,本市文職輔警人數達2.9萬余名。

            數以萬計的“臨時工”,是通過何種渠道進入城管協管、公安輔警崗位上的?他們從事什么樣的工作?受到怎樣的管理?

            協管、輔警都沒有執法權,但到了真正的執法場合,執法權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導致協管很容易越界。

            “延安城管‘臨時工’跳踩商販頭部”后的第四天,北京某區城管指揮中心,薛立被告知,“你們最近不能上街抄攤了”。

            臨時雇傭軍

            并不是所有城管隊都像薛立所在隊那么“低調”。

            6月13日晚,朝陽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側,20多張餐桌的露天排檔,從眉山烤全魚和大廚師兩家飯館門前延伸到非機動車道。餐桌上,燒烤箱里木炭火星迸射,20米外是一家加油站。

            “抄攤的來了。”8點整,有人喊。

            四五輛公安、城管、工商執法車在喊聲中剎車。戴防暴頭盔的輔警、全身黑衣的城管協管,10多人沖在最前面。城管、民警和工商執法人員拿著步話機指揮。

            眾人沖到兩家飯館門前的大燒烤爐前,撥開烤串的店員,抬下燒烤爐扔到地上、澆水熄火。其他協管把大盆的田螺和生肉串往執法車上搬。

            飯館老板哭叫著躺在滿是油污的地上,試圖阻撓執法,輔警和協管左右躲避,繼續搬店外的器皿。

            胸前有編號的城管、民警和工商執法人員對商戶明示,這是聯合執法。

            五六分鐘內,除食客坐著的桌子沒被抄走,兩家飯店門外的擺放物已被收繳,兩輛城管的皮卡車后斗滿滿當當。

            在城管隊當了近3年協管員,只要一有城管的負面新聞,無論在北京還是外地,薛立都會低調幾天。

            上述查抄場景,對薛立和李笑兩人都不陌生,很多時候,他們就是其中的一員。

            薛立,北京某城管隊協管;李笑,北京南城一派出所輔警。

            從某種程度上,兩人是同行——他們的工作都是輔助執法,身份都是“臨時工”。

            臨時工在這個城市占有很大比例。北京市政協2011年的調研報告顯示,北京城管在編數量7000余人,外聘協管、保安約6500人。

            媒體公開報道顯示,目前,北京目前有5萬余名民警,文職輔警人數達2.9萬余名。

            “為什么臨時工的數量如此龐大?”干了5年輔警的李笑深有體會,“派出所警力不夠。”

            他所在的派出所有40多個在編民警,刨除領導、內勤、社區民警,負責治安的民警只有七八人,“這七八人要負責4平方公里的治安犯罪打擊,人手、精力確實有限。”

            一名警方人士證實,北京警方一直面臨警力不足的困難,需要輔警協助。

            城管協管也一樣,朝陽區城管部門2010年的一份匯報材料顯示,城管須對多項城市環境專項整治,協管、保安的存在,緩解了他們人手長期不足的困境。

            選拔與培訓

            雖是“同行”,但薛立和李笑入行的途徑完全不一樣。

            沒經過任何培訓,薛立入職了。

            他與某保安公司簽勞動合同,保安公司為城管隊提供人員。這樣,薛立就成了城管大院的一名保安。

            一家保安公司的隊長趙東明介紹流程:城管隊需要協管和保安,就會招標,保安公司去競標,中標后,城管和保安公司簽訂合同,保安公司負責派駐隊員,城管方面統一給保安公司支付工資,再由保安公司給每個保安發薪。“對于保安公司,這叫勞務派遣,說白了這是政府購買服務。”趙東明說。

            薛立所在的城管大院里,有些人從保安公司來的,有的是通過關系進來的。

            當初托老鄉找保安公司隊長求職時,老鄉囑咐薛立“別空手”。

            薛立用兩條煙和一頓酒犒勞,隊長點頭了,“以后得聽指揮,有紀律。”

            記者查詢多份公開的城管部門招聘保安的招標公告,上面沒有對受聘人員的工作內容、職責做任何說明。

            相比薛立,李笑的入職較為嚴格。他最先進的是北京振遠護衛中心,一家“為要害單位、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提供安全守衛人員”的保安公司。

            新入職隊員須接受一個月保安專業培訓;被選中且有意愿當輔警的保安,會再接受一個月的輔警培訓,“都由武警來訓練,要求掌握簡單的擒拿、消防常識。”

            李笑跟保安公司簽了兩年合同,并進入派出所當輔警。

            李笑所在的輔警隊基本不直接從社會上招人,輔警隊有權限到振遠護衛挑人,進輔警隊還要過道關,每名輔警的簡歷都經嚴格審閱,“身體、精神狀況正常,沒有過違法犯罪污點,政治表現過關。”管理李笑的警長說,招李笑的原因是他當過兵,“不容易出問題。”

            內保的外勤

            剛進城管隊時,薛立的職責是“內保”:在城管大廳門前站崗,到監控室盯錄像。

            剛進隊時,沒人跟薛立說過內保還要“抄攤”。

            初中沒畢業薛立就來京打工,在飯館當過服務員,去廠里操作過機器,從來沒穿過制服。

            穿上制服的薛立發現,內保遠不止看監控、站崗:常要跟著城管出去,也穿城管制服,只是沒臂章和胸前的金屬字編號。

            站了一周崗,有天城管去巡視,隊長扔給他一件城管制服的上衣,“跟上”。

            “內保”上了街,就成了協管,協助城管執法。

            “城管讓干嗎就干嗎,別動手打小販。”同去的協管囑咐他,但在街上薛立看見,囑咐他的協管大步跑上去攆小販。不自覺的,薛立也沖上去,抓小販的車,揪小販衣服。

            “給你記了外勤,有30元補助。”回來路上,保安隊長跟薛立說。

            李笑的外勤則沒薛立那么張揚。

            李笑介紹,輔警,全稱叫警務工作輔助人員。按所里的要求,輔警的工作范圍,包括轄區夜間巡查;盜竊案高發季受民警指派在角落蹲守,等待抓捕偷自行車的賊。隨同出警時,民警會讓他把一些街頭打架斗毆者帶回派出所,偶爾也會帶他一起進入爭吵的居民家,幫忙勸解一些小區里的家庭糾紛。

            隨民警蹲守制假窩點讓李笑記憶深刻,“查抄時我們跟著進去,但抓人的是警察,我們只幫忙看人,別讓嫌疑人逃跑或者自殘。”

            “入職時派出所說,輔警沒執法權,不讓動手。”李笑說,輔警工作零雜,但歸根結底就一條——只協助民警,不能越界,這條界,就是執法權。

            沖動與困惑

            20多歲的薛立回憶,他第一次沖上去抄攤,更多是源于積極表現的沖動,“別的協管都上了,你能拖后腿?”

            “城管從不直接說讓我們沖,但你不往前沖又不行。”薛立說,在城管隊有很多“道道”。有時保安隊長會找個別隊員談話,“就是說誰誰誰,你最近不積極。”

            薛立說,隊長說的“不積極”,暗指他們遇事不往前沖,“不積極,就只能在隊里窩著盯監控,沒有外勤補助了。”

            而抄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每次回來,隊員們少有空手,抄回來的包子等熟食倒進垃圾堆,剩余物品按規定一律進倉庫,“水果或襪子,我們順手拿點。”薛立說。

            但保安們也有困惑,薛立在保安隊干了3年,工資沒漲過,仍是進隊之初隊長定級的1800元,“隊長說個頭不足1米74的,一律1800,超過這身高的,2000。”按個頭定工資是哪家的規矩,薛立到現在也沒弄明白,至于三險五險,更沒戲。

            近日,北京某區城管大隊協管、保安招聘的招標公告上,參加競標的公司都沒有注明“三險一金”。一家參加競標的保安公司負責人稱,雖然給城管干協管比較危險,但出于成本考慮,他們只會給骨干人員上保險,“其他的保安員一律不給上(保險)”。

            還有和正規軍的距離感,薛立說,城管會讓隊長把保安隨機打亂分配,擔心他們跟小販們混熟提前通風報信;圍住違法商販后,城管會讓保安看住扣下的東西,然后單獨跟商販們說處罰的事,“談處罰時,不允許保安靠近。”

            民警也和輔警保持距離,在西城區民警陳然看來,很少有輔警接受過專業的法制訓練,素質參差不齊,因此他們派出所不會讓輔警參與打擊犯罪等任務,“出了問題很麻煩。”

            30歲的李笑如今已是輔警隊長,工資也逐漸增長,如今能拿到3000多元月薪,底薪1800元,其余根據崗位級別、工作表現核發。派出所管吃管住,這減少很多生活成本。

            雖然工作相對穩定,但李笑越來越擔憂。“我們和警察最大的區別,是沒有執法權。”李笑感覺,很多時候他是在克制,“非黑即白,這種灰色身份很容易越權。”

            今年,自學本科的李笑買了很多考試用書,考公務員成為他的新目標,“希望有一天,咱也能成在編的。”

            在城管大院干了半年后,一天夜里,睡在薛立上鋪的老鄉下了床,悄悄走了。薛立見過太多保安干了幾天、幾個月就走人,“沒有待遇和前途,怎么穩定?”

            自保與無奈

            最近,延安城管飽受非議,隊長不讓薛立出去查抄違法攤位,他倒也自得其樂。

            20多天前,有家游商數次經勸阻無效,城管對薛立等4名協管說:“你們先上去,別動手。這回別讓他們再跑了。”

            不讓跑,又不讓動手,這咋整?

            后來還是動手了,4人圍住賣水果的農用三輪,男攤主見勢不妙,跳上車發動,擋在車前的保安沖上去拽車把,三輪車撞上馬路牙子,險些翻車。情急的攤主一拳掄過來,拽車把的保安捂眼慘叫倒下,薛立和隨后上前的兩名城管摁住男攤主。“不是不讓你們動手嗎?”一名城管斥責。

            挨打的保安住了3天醫院。“工資照發,醫藥費是城管隊結的,還補助了600塊錢。”薛立說。

            “每隔幾個月都會有隊友在抄攤時被打傷,沒準哪天就輪到我。”薛立現在想的是怎樣才能自保無虞,小販一激動,也得勸,讓他們也別動手。“我們也故意磨蹭點,讓后面的城管上來處理。”

            每次跟警察出去,李笑都會叮囑手下“學會保護自己”,千萬別動手打嫌疑人,“抓手抱腿,別讓他從兜里掏東西,別被嫌疑人傷了。”這都是李笑通過實踐得出的訣竅。

            李笑還要求每次出任務的小組,必須有一人拿手機拍攝現場,“不是拍警察執法,是拍我們輔警協助執法。”李笑說,這既是工作成績,也是一種證據和監督。

            王飛是北京某城管隊隊長,他所在的城管隊,正式編制30多人,外聘保安20多個。他說,保安數量也與城管隊編制有關,正式編制多的城管隊,保安的數量就多。

            “大家看到的協管搶小販的車,收占道經營的攤位,這些都是城管指揮的。”王飛說。

            王飛說,北京對城管執法要求很嚴,“三個嚴禁”、“四個不準”,城管不準強行暫扣物品,不準追趕行進中的車輛等;但城管必須開展工作,最近拆違建中就有城管負責人執行不力被批評甚至免職。雙重壓力下,既要避免執法中與他人沖突,又要把該干的工作完成。

            在王飛看來,北京城管在全國同業內做得算比較規范了,但有時執法中還會受非議,“這是城管行業的問題。”他說,為何民警執法、輔警協助執法就很少出現問題,而城管執法、保安協助城管執法就容易有問題,“因為在老百姓心中,警察是抓壞人的,城管是管窮人的”,“跟著城管管窮人,能受老百姓喜歡嗎?”

            王飛舉例,他所在的轄區小廣場,有個殘疾人寫字賣錢。按規定這屬于無照經營,城管可依法辦理,但老百姓會說“城管就會欺負窮人,欺負殘疾人。”如果城管不管,就會有市民投訴,“城管都是干嗎吃的?”

            雖有抱怨,王飛還是認為城管對于城市有很大用處,“要是全北京的城管歇一周,老百姓就知道城管多重要了。”

            新政與希望

            據媒體報道,目前北京文職輔警達2.9萬余人,去年,北京市公安局在機關非執法、不涉密崗位實行文職制度,并規范一線輔助執法的輔警隊伍建設。

            從市公安局參照民警招聘標準、方式,嚴把輔警招聘筆試、面試、體檢、政審等進人關口。

            按照“文職輔警與民警一致化管理”的要求,市公安局制定36項管理制度,還專門制定出臺針對輔警管理的“八條禁令”,完善督導檢查機制,同時精細化管理文職輔警隊伍的薪酬福利、職位管理、考勤考核、教育培訓等方面。

            一名警方人士介紹,以前輔警多來自街道、鄉鎮,即治安聯防員。人員多從派出所轄區下崗、低保人員中挑選。另一部分輔警來自保安公司,雖然這兩部分輔警都經過培訓,但“這些人素質不高,不太適合協助警方工作”。

            這名警方人士介紹,現在,北京市公安局成立有警輔處,專門負責輔警的招聘培訓管理。“這部分文職輔警相比以前的聯防和保安,素質的確提高了。”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北京輔警的“新政”,可以向城管協管管理推廣。

            竹立家稱,“與其他‘臨時工’相比,城管協管面對的對象更加復雜,這也是為什么城管的協管更容易出事的原因之一。”城管雇傭的協管跟著上街抄攤,他們的行動受城管的指揮,“到了真正的執法場合,執法權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導致協管很容易越界。”

            在竹立家看來,對城管協管,主管部門更應規范化、制度化。但治本之策在于推動編制制度改革。(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壞事都是“臨時工”干的?

            6月3日,延安城管暴踩商戶頭部的視頻出現在網絡上。延安城管部門回應,打人者為臨時工。臨時工群體再次引發公眾熱議。

            文化程度不高、工資低、待遇低,是當前臨時工群體普遍現象,也是臨時工易引發公共事件的原因之一。如何破解臨時工管理難題,使其更好地完成社會管理職責?學者認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質”,是問題的根本原因。與在編人員同工同酬,吸引高素質人員加入,進而提升臨時工的整體素質,才是治本之道。

            為什么總是臨時工?

            “被推到前面辦難事”

            近年來,“臨時工”總伴隨著負面新聞。引發大火的,挪用善款的,讓電梯出事的,粗暴執法的,甚至還出現過借官方之名頒發“中華脊梁”的。

            鄭媛媛是延安城管“踩商戶頭”事件中,涉事的女“臨時工”。在她眼里,工作時,臟活兒累活兒都是他們協管員干的。比如,查扣商販或商戶違規物品,他們會把物品抬上車;比如巡街,他們會到最遠區域;在辦公室,他們還會幫執法隊員跑腿兒,送文書材料。

            平時,臨時工還“要和執法隊員們處好關系”。鄭媛媛說,因為隊里要考核他們的工作,執法隊員們會給他們做考評,如果考評不合格很可能被辭退。

            延安南山大隊一名不愿具名的協管則講述,今年一次清查流動商販的執法行動中,執法隊員指揮四名“臨時工”去堵商販的車,自己卻跟在后面,并不介入。協管員和商戶有些推搡,最后協管員控制了商販,把收繳的東西放到城管車上。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在實際工作中,有些公安、城管的正式人員把“臨時工”推到前面,難辦的事情“臨時工”干,容易“背黑鍋”的事情“臨時工”上。

            現實中,“臨時工”的整體文化水平也不夠高。

            以延安為例,城管部門的臨時工大多為初中畢業,少數為高中或以上學歷。

            鄭媛媛稱,延安城管局招聘協管員時,她正上大專,考入鳳凰大隊后就退了學。

            記者搜索多地協管員招聘公告發現,招聘大多只要求初中、中專或高中以上學歷。沒有職業技能要求。

            而一些地方對“臨時工”的培訓也不重視。

            延安城管局一名協管員告訴記者,剛入職時,支隊會為他們培訓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執法程序。工作后,有的大隊培訓更像“走過場”,兩三個月也沒有一次培訓,工作一段時間后有的法規就會忘記。

            據《南方日報》報道,廣州一工作6年的城管協管員表示,入職以來沒培訓過,執法業務培訓公務員才有,“我們都是根據經驗工作,或者老協管員帶新人”。

            當地城管內部人士還對媒體透露,如今,政治工作、黨團學習、紀律教育等制度形同虛設。對于隨時可能遇到暴力沖突的協管員,沒有任何針對性的防御培訓。

            到底有多需要他們?

            為招到人使勁降標準

            延安市城管局和人事部門招聘時,設了三個標準:沒有犯罪記錄、35周歲以下、初中以上學歷。

            在延安城管局黨委書記侯世懷看來,招聘門檻的原因是工資水平太低。“每月910元,用人單位和人事部門給其上‘五險一金’。”

            城管局執法監察支隊副支隊長段玉亭表示,前幾年他們招到了幾個大學生,不到2個月都走了。“連自己都養活不了,誰愿意留下?”

            工資太低,兩仨月換批人是常事。鄭媛媛說,2009年,和她一起到鳳凰大隊的協管員現在已經走了近80%。有的大學生純屬是過渡,找到其他工作后馬上跳槽。

            浙江淳安縣城管協管2009年的招聘公告里,盡管限定應聘者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但基本工資為900元,不解決住宿。

            為什么不能提高待遇?“我們集體越級反映過,但還是沒有解決”,廣州一協管員曾對《南方日報》說。

            為什么不能少而精地招人?汪玉凱認為,由于協管員基本屬公益性崗位,需要解決困難群體就業問題。同時,在有限財力下,如果招的人太少,在一些涉及執法的部門,可能管理不細致。

            他們是怎么來的?

            城市化進程催生協管

            新中國成立后,就有了雙軌制用工模式。那時,“臨時工”主要承擔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國企的保潔、做飯等保障性工作。

            文革時期,教育行業出現臨時工群體。中小城市以及鄉村學校的民辦教師便是該群體的主流。

            上世紀90年代,國務院發文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各部門各省市開始制定“三定方案”(定機構,定編制,定職能)。相對于有編制的“編內人員”,臨時工被統稱為“編外人員”。

            執法領域,公安、城管行業的“臨時工”群體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他們協助普通民警、城管執法人員,負責治安維護、交通管理、市容市貌維護等。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城市管理問題變得棘手。各地政府開始通過“社會公益性”崗位招聘輔助性執法人員,包括治安協管員、交通協管員、城管協管員等,但沒獨立執法權。

            延安市城管局執法監察支隊副支隊長段玉亭透露,目前延安市城管監察支隊一線執法人員50余人,平均年齡44歲。“這幾年,延安人口增加到227萬,城管管理面積增加了好幾倍,只靠在編執法人員根本不夠。”

            目前尚沒有公開資料顯示,全國究竟有多少“臨時工”。曾有報道稱:東部沿海一縣農業局正式編制40個,“臨時工”達100多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稱,個別經濟發達城市,執法部門的協管員數量和編制內人員數量相當,甚至超過在編人員。二三線城市,協管員數量達到編制內人員的20%或者更高。

            如何解決臨時工之困?

            “與在編者同工同酬”

            “臨時工”亂象已引起有關方面重視。

            近日,南京出臺文件,規范“臨時工”。對“臨時工”進行總量控制,不論市級機關,還是事業單位,任用編外人員必須向市編制辦報批,人員經費由市財政納入預算,統一劃撥,行政機關編外人員不得超出行政編制的10%。

            同時將使用編外人員較多的部門作為重點,要求制定實名制管理、薪酬待遇標準、分級管理等。此外,所有編外人員公開選聘。

            而湖北省在2007年10月,就要求清理全省機關事業單位臨時人員用工,推行臨時聘用人員“人事派遣制度”;河北曲周縣在同年12月,全部清退縣里臨時工。

            在竹立家看來,給“臨時工”正式的編制身份,才是解決問題根本。這個身份“不是事業單位編制,而是和在編人員相同待遇的政府雇傭身份。因為有和執法人員相同的待遇,更高素質人員會參與到招聘考試中來。”竹立家說。

            但是,政府財力能否負擔協管員的待遇?竹立家認為,20年前,我國財政收入是GDP的五分之一,現在財政收入是GDP三分之一,政府財力完全可以承擔這部分支出。另外,當前確實有部分公共事業部門人員存在“吃閑飯”現象。人事部門可以考慮對“吃閑飯”的崗位進行清理,減少財政壓力。

            臨時工大事記

            1962年10月14日

            國務院頒布《關于國營企業使用臨時職工的暫行規定》第一次對臨時工的使用管理作出規范

            1989年10月5日

            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企業臨時工管理暫行規定》第一次對臨時工作出明確的法律定義,該規定第二條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招用的臨時工,是指使用期限不超過一年的臨時性、季節性用工。”

            1995年

            《勞動法》開始實施后,所有用人單位與職工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用人單位在臨時性崗位上用工,可以在勞動合同期限上有所區別,就企業而言“臨時工”的稱謂或用工形式已經過時。

            1996年11月7日

            勞動部辦公廳對《關于臨時工等問題的請示》的復函明確指出,過去意義上相對于正式工而言的臨時工名稱已經不復存在。

            現狀

            機關事業單位臨時工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臨時性用工,統稱“編制外聘用人員”更準確。

            (綜合公開報道整理 新京報記者 邢世偉 A10-A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永生 劉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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